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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公益性美术馆生存之道 　　如何很贴切、敏锐地反映中国社会语境之下的当代议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议题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在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地位的地方启动一个民间美术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赖香伶对本刊记者说。 　　赖香伶，有着20多年美术馆、博物馆的从业经验，曾在台湾先后任职于台北市立美术馆、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等机构，2006年曾担任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 　　在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任上，她使该馆成为―个基金会支持下的“公办民营”美术馆的范例。 　　她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外滩美术馆馆长。 　　2010年5月初，位于上海外滩源虎丘路20号的外滩美术馆正式揭牌，该馆是外滩地区的首家民办公益性美术馆。首展是蔡国强策划的展览――《农民达芬奇》的全球“处女秀”，这也是蔡国强在国内首次以个人身份与民间机构合作。 　　“外滩是中国最早向西方开放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展现现代化的地方。现在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关于农民创造性和梦想的展览，藉由和过去时代的对比，体现了我们对于新的时代的期待。”蔡国强对本刊记者谈他在外滩美术馆办展的初衷。 　　在馆长赖香伶眼里，《农民达芬奇》这样极具社会议题性的展览代表了外滩美术馆未来的办展方向。 　　日前，就民办公益性美术馆的社会定位、艺术取向和运营模式等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赖香伶。 　　 　　反映中国社会语境之下的当代议题 　　 　　《?望东方周刊》：外滩美术馆和外滩上原有的一些艺术空间有什么不同? 　　赖香伶：外滩有很多的艺术空间，他们大多是营利性的，会有一些商业化的操作。而我们是非营利的空间，体现公益性的原则。 　　另外，未来我们在规划上有几个比较主要的方向：一是希望呈现当初外滩在历史上很重要的特征――多元化、多样性。当初在这里曾有新闻的、宗教的、建筑的、艺术的等各类活动。我们希望外滩美术馆也可以做到这样。所以我们鼓励跨界，和不同的艺术文化领域合作。比如我们未来可能会和设计创意、建筑、表演艺术等领域合作。事实上这种跨界??作本来就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特质之一。 　　我们美术馆的展示空间比较有限，只有2000平方米，恐怕没有办法像那些大型美术馆一样做一些具有史观铺陈的展览，因为可能如果谈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某―个脉络，可能我们整个馆都放不下，所以这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但我们会针对能够积极反映中国当下社会或文化的一些具有重要议题性的探讨，做一些策划式的展览，这是我们今后的重点。 　　如何很贴切、敏锐地反映中国社会语境之下的当代议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议题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望东方周刊》：所以你们这次邀请了蔡国强来做《农民达芬奇》的展览? 　　赖香伶：没错。蔡国强这次的展览关注的是农民个体的自主意识之下的创造性活动，而不是国家的、集体的意志所成就的大规模的事件。他是要回到一个基本的原点――农民个人的创造，借此反映中国现代化中凸显的一些重要问题。 　　 　　不能只是期盼高端白领阶层走进美术馆 　　 　　《?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当代艺术现在还是比较小众的，怎样让普通民众愿意走入美术馆? 　　赖香伶：这的确是我们未来会关注的。 　　未来我们在展览期间会办一些相关的讲座，有些展览会把重点放在普及教育上，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当代艺术，这些展览会比较容易、亲切。美术馆后面会有一个广场，我们会在那里办些公开性的活动，比如放一些露天电影，室外音乐会或者表演，我们也会在公共空间配置一些艺术品，公众可以在走动时就能看到这些艺术品，而不用进入美术馆。 　　我常和我的同事们强调，美术馆要做的是向外推广，而不仅仅是向内规划。这是一种“无墙美术馆”的概念，就是怎么把美术馆的活动带出所谓美学空间的“墙”，要超越这个“墙”的限制。 　　《?望东方周刊》：你曾担任台北当代艺术馆的馆长，能否分享下你在台北当代艺术馆的经验? 　　赖香伶：台北当代艺术馆在台湾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美术馆。它和现在的外滩美术馆很相似，也是由一个古迹改建成的――这就有空间上的局限，我们必须小心地保护古迹，同时要很好地发挥美术馆的功能。 　　我现在对于外滩美术馆的规划在概念上和当时的台北当代艺术馆也有某些相似，就是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积极地反映时代，同时提供给年轻人一个展示的舞台。未来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小的空间，定期让一些年轻的创作者参与美术馆的活动。 　　《?望东方周刊》：你观察到的大陆的一些美术馆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建议? 　　赖香伶：我感觉大陆这几年很多民企都愿意投入文化的建设，所以很多民间美术馆也相继建立，这是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文化的建设不能只靠政府，要政府和民间共同投入，互为补充。 　　但是一个美术馆的兴建和启动其实只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