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对《文心雕龙》重情及文章之用文学观念发展.docVIP

白居易对《文心雕龙》重情及文章之用文学观念发展 　　摘要:白居易受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深远,其文论思想就是对《文心雕龙》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试从白居易对《文心雕龙》情采中以情为本及文以载道思想的师承和发展展开论述。 　　关键词:以情为本 情与采 文章之用 为事而作 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5- 　　 　　由白居易的《白氏六帖#8226; 事类集》“豹”“门”“炳”“蔚”一语注解,“文心”:“虎豹以炳蔚凝姿。”语出《文心雕龙#8226;原道》等很多例证,可知白氏熟悉《文心雕龙》;白氏《赋赋》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冰生乎水,初变本于《典》、《坟》;青出于蓝.复增华于《风》、《雅》。而后谐四声,祛八病,信斯义之美者……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出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是谓艺文之儆策,述作??元龟。观夫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雅音浏亮.必先体物以成章;逸思飘摇,不独登高而能赋。”刘勰《连赋》写道:“《持》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两相对照,在赋的产生和形成、赋与诗的关系以及写作和文体特点上,白刘所言异曲同工,且白氏所列举赋史上的作家作品,也与《途赋》几近交光互影,这正说明白氏此赋源出于《诠赋》。可见白氏非常赞赏《文心雕龙》许多经典性论断。白居易的文论思想与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很多可比之处,因篇幅有限,本文只从情采及诗言志方面展开论述。 　　 　　一、“根情”、“苗言” 　　 　　情采语出刘勰《文心雕龙》第31篇《情采》,论述了文学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是情理,即文章的思想内容。“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意为情理好比文章的经线,文辞犹如思想的纬线,情理为主,文辞是次,只有经线放正了,纬线才能织好,只有思想明确了文辞才会有的放矢。采是文采,即文章的表现形式。刘勰尤其重视“情”在文学艺术中的地位。认为“情”较“文辞”而言是根本。 　　“夫铅袋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万趣会文,不离情辞。”“绘事图色,文辞尽情。” 　　红粉、青黛是用来修饰人容貌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神彩却只能来自人天生的姿容;文章亦如此,文采修饰语言,但文章的出色必须以情性为根本。好比织布,性情是文章的经线,文辞是文章的纬线。只有首先确定了经线,才可织以纬线;只有以性情为本,文辞才光彩焕发。“立文之本源”正是文采运用和文章写作之根本原理。 　　白居易继承了刘勰“文辞尽情”观点,将“情”视为诗歌的根本。在《与元九书》中,他将诗定义为:“诗者,根情、苗言、华(花)声、实义。”“根情,就是“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而形于歌诗矣。”“苗言”,即“言者志之苗”,意为“诗言志”,是“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言,“声”不只是诗的语言和韵律,指广义上的诗歌艺术形式。“实义”则指“六义”及其社会作用,即以比兴等艺术手法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白氏以树的生根、出苗、开花、结果作比,形象概括了诗歌等文学形式的基本特点。 　　刘勰的《情采》不只注重“情”的根本作用,也强调情思和文采关系即内容和形式关系。如: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尊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褥同犬羊;犀兑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水本性虚柔,而生涟漪;木质地坚实,而花枝繁茂;以此而论,文采依附于特定的情思。虎豹之皮没了斑纹,便与犬羊之皮无所区别;犀兑之皮异常坚硬,但要美观就需涂以丹漆。特定的情思依赖文采的修饰。这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 　　“根情、苗言、华声”,即把作品的感情和思想内容比作“根”,把艺术形式比作“苗”和“花”。 他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认为“情”为“根”,起决定作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主张“系于意不系于文”为创作原则,强调“去伪抑淫,荃芜划秽,黔花于枝叶,反实于根源”(《策林#8226;六十八》)。当然他不只重视内容的地位,也看重形式的作用,希望内容与形式融合到一起。没有“苗”和“花”,就谈不上“实”。他提倡作品要达到“莫始乎言,莫切乎声”的社会效果。其诗写道:“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白居易认为自己的作品既“其言直而切”,又“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