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越剧时尚与挑战.docVIP

百年越剧时尚与挑战 　　一、越剧的产生 　　 　　在中国戏曲版图上,越剧的历史并不长,但越剧却有两个“奶娘”,一个是昆曲,一个是话剧。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明代中后期以来诸腔杂陈,昆曲在声腔表演上不断精致化,形成了完善的演艺体系和表演规范。话剧则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文化产物,以新颖思想和时代气息导引潮流。越剧从昆曲身上提升了表演的品味,得到气质升华;而从话剧身上,学到了诸多现代的气息。对于20世纪发展壮大的越剧来说,因其对时代精神和审美时尚的敏锐把握,走出了与昆曲、京剧迥异的发展之路。 　　20世纪的中国,处在传统与现代的分裂中,文艺也发生着惊人的变化。戏曲在五四时期受到激烈抨击,而由新剧脱胎而出的话剧尚未获得普遍认同。自乾嘉以来方兴未艾的地方戏运动,使以方言为特征的小剧种遍地开花。这些小剧种,历史负担轻,竞争压力大,一旦赋予崭新的审美诉求,就可能获得异样的生机。越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从一个浙江农村的小声腔蜕变为上海十里洋场的新剧种。 　　昆曲是明代士大夫阶层按照其审美品位和欣赏习惯打造的戏曲样式,昆曲呈现了古典文化的精神和理想。在精细雅致的表演和声腔外表下,渗透着传统文人审美的丝丝缕缕。在现代社会,昆曲的流行只能是以其特有的古典气息和雅致色彩满足现代人对古典艺术的想象。因此,昆曲很难撕裂其文质彬彬的古典特质而加入现代意识和现代手段,更难以演出现代戏。 　　在越剧之前,京剧已经从昆曲身上获取了至关重要的艺术养料。在清代乾隆以后的“花雅争胜”年代,京剧的胜出是近代精神的胜利。这种胜利体现在审美主体的位移,传统的以士阶层为审美主体让位于市井阶层和农村百姓。虽然中国戏曲从元明开始就有相对通俗浅显的戏曲样式和声腔,如南戏以及弋阳腔、青阳腔等,但昆山腔成为剧坛领袖后,剧本文学大多为其服务,普通百姓很难从中领会妙趣,弋阳、青阳的改调歌之是不得已的妥协办法。京剧使用成熟的板腔体,使得原来只有具备相当文化修养才能参与戏曲创作的局面大为改观。以“雅俗共赏”为立足点,京剧取代昆曲成为剧坛领军,这可以作为近代剧种脱离古典趣味的标志。 　　越剧作为1906年浙江嵊县田头小唱发展而来的剧种,其变革的动因与上海这座大城市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男班艺人几进上海,在中西文化杂糅、眼界开阔的中国最大都市,屡次失败。另一方面,越剧“髦儿班”的出现,无意中改变了越剧的命运。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化相对封闭,艺术市场反而空前火爆,众多避难的浙江商客,为家乡戏的发展添油加火。“女子越剧”拥有了一定市场份额后,需要寻求自身的艺术定位。此时,昆曲已然没落,京剧如日中天,但在大上海,包括话剧、好莱坞电影、马戏在内的频繁演出给了艺术家们相互切磋技艺的可能。越剧艺人出于女性心理的细腻委婉,没有如淮剧、豫剧等向京剧学习程式性表演,反而把目光对准更接近于现实生活的表演样式――话剧。 　　越剧是在姚水娟、袁雪芬等艺人手中逐渐开始寻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扮相”的。1938年姚水娟开始革新,像话剧那样增设专门的编剧,这是传统戏曲行业所未有。袁雪芬则把革新深入到越剧整体。“她(袁雪芬)从话剧和好莱坞电影中学习了表演技巧,倡导了正规的表演制度,规范具体到了如何画眼圈。她的改革形成了当时越剧的时髦,舞台姐妹们纷纷跟进,越剧于是成为彻底突破传统地方戏范畴的第一个剧种。”[1]这种表演制度包括演出规范(与循规蹈矩的程式性表演大相径庭)、编剧制度、舞美制度等。这些变革使越剧更为完善,越过了传统戏曲的演出模式,且洋溢着崭新的现代意蕴。 　　在时代气息与地域文化的碰撞中,越剧成为具有强烈的艺术美感和现代意识的戏曲,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与其他戏曲相比,越剧对现代感的追求更为内在和自觉。 　　 　　二、越剧的审美特征 　　 　　戏曲本来擅长于表达个体私情,在昆曲里小儿女情态占有核心位置。明末以降,中国常处于乱世,追求精神蕴藉,雅致文静的心态被打破,尤其是20世纪以来,战争与变革成为时代主流,在整个民族大变革、大撼动的热血时代,个体私情被时代情绪的熔炉陶冶融化,一己的审美服从于整个时代高度亢奋的集体诉求。这种精神反映到文艺中,闲情雅致、风花雪月的个体感悟、细腻情怀,往往让位于热烈奔放的大众狂欢戏剧。许多剧种,例如京剧、梆子,大多钟情于帝王将相、保家卫国的历史演义,在大开大阖、慷慨激昂的意态中对接时代情绪。而越剧则满足了人们对风花雪月、细腻情怀的愿望。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寻找到自身定位的越剧,似乎正是弥补了纷乱时世个体心灵的精神空缺。30年代确立的女子越剧形态,以男女爱情为剧目主体,以小儿女情态为剧种的风格呈现。女子戏剧的细腻美妙、儿女情态的缠绵委婉,单一性的风格诉求,同时也造就了剧种美学主体的纯粹与独特性。”[2] 　　女子越剧的演出特征,使其可以更专注于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