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拍客”文化盛典.docVIP

草根“拍客”文化盛典 　　随着九十年代初期DV引入中国，经过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影像从神坛走向大众，日益增多的民间影像成为人们精神交流的形态和载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公民意识的觉醒，从精英表达到草根“拍客”的创作，从最朴素的客观记录到经典的艺术创作，从小众的人际传播到三网融合时代的大众传播，民间影像创作与发展显示着其独特的差异性与生命力。在刚刚结束的中国，西安国际民间影像节的评奖活动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一大批反映我国社会发展、时代变化的民间影像脱颖而出，他们讴歌时代、关注环保、保护弱小、提倡法制。在参加评比的三千多部纪实类、文艺类、动漫类、旅游类、婚庆类、家庭类、公益广告类、新闻类等8类作品中，涉及到了全国所有的省份，有300多家电视台，100多家影视公司和70多所大学参加了这次民间影像大赛；其中独立制片人的作品占了10％以上。 　　在这些节目中，纪实类作品将近2000部，外国节目80多部。这里既有主流媒体提供的大制作纪录片，也有农民选送的Dv片段；既有独立制作人创作的作品，也有71所大学选送的个性化作业：既有欧美国家的专业制作，也有亚洲国家的广泛参与。甚至有70多岁的老人，退休的副省级干部，以及6、7岁的儿童都拿起了DV进行创作。可以说，中国民间影像的草根“拍客”风起云涌，大有“浪潮汹涌现象”。总结起来在创作上有这样几个特点：宏观形态转化为微观形态；宣教形态转化为平民形态；意识形态转化为故事形态：故事形态转化为视觉形态；单一形态转化为多元形态；声音形态转化为影像形态；人物叙事转化为故事叙事；领导为本转化为以民为本；自我语境转化为他人语境；官方语境转化为民间语境。 　　 　　民间影像的浪潮现象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每一次技术革新，最终总会带来人们在意识和观念上的更新，进而对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产生深远影响。DV诞生在数字化时代，以技术为起点，带来的冲击却远远超越了技术的界限，而深刻地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正如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过：“我们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此言深刻地揭示了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成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类似于此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将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 　　今天，中国西安国际民间影像节的诞生，无疑给我们搭建了一个硕大的、面向大众的创作平台，DV“拍客”从简单的影像纪录，开始走向艺术化创作的舞台，他们的作品也一定会_从DV走向TV。 　　在这次征集到的节目中，最为显眼的是人类学纪录片。大家知道，人类学纪录片是行进中的影像，是需要不断的纪录；不断的纪录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在这次获奖的节目中，有的纪录片拍摄了一年两年，有的拍摄了五年，甚至有的纪录片10年之后还在纪录。其中云南千溪影视有限公司的《蜕变》，陕西电视台的《血社火》，戴光禄先生的(原云南省副省长)《开会了》，广东台山电视台的《白地纳西人》，广西电视台的《大家庭》、《我的珠穆朗玛》，刘海平先生的《大师的中国梦》，南京广播电视集团的《倭肯河老人和船》，武警交通指挥部的《海拔4663》，李斌先生的《麦子黄了》等等，都是进行了多年的纪录拍摄。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的视角全方位地展示了新中国61年的巨大变化，节目中的人类学价值和那些催人泪下的人物故事，都将里程碑以的永远留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录片影像志里。我们为那些从事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的人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DV是大众的，此次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制作也融进了我们这次中国西安国际民间影像节的入围获奖名单中：比如独立制作人张彦先生拍摄的《流浪者――小黄的故事》，完全使用了跟踪纪实拍摄手法，全程记录了流浪的小黄狗与收养人之间的情感故事。《DV纪录》反映了山东枣庄一位75岁的退休老人张惠林，十几年来，自费十几万元，手持DV行程两万多公里，追踪采访了几十位经历过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队员，老八路及新四军战士，记录了大量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山东地区的罪行。《蛇鸟大战》更是精彩，DV人用长镜头全程记录了江西庐山三宝树景区一幕精彩的小鸟为了爱，不畏强敌，与毒蛇展开生死搏斗的故事。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大三的学生路一帆拍摄的搞笑《滑稽录像》。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提供的《大姐》，南广学院拍摄的《纳西妈妈》，中国农业大学的《母与子》，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的《一个，人老了》，华侨大学文学院的《创业生》，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天井里的孩子》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独立制作人和大学生们的DV影像，正在由纪录化走向故事化，由片段化走向完整化，由作业化走向作品化。 　　目前国内大多数的比较有影响力的草根“拍客”作品，主要分为纪录片与剧情片两类，它们没有主流媒体的那种自上而下的俯视态度，而是选择了一种平视的拍摄视角。这种拍摄方式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