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中“心理学”.doc

《黄帝内经》中“心理学” 　　《名医类案》载朱丹溪治思病：“一女新嫁后，其夫经商二年不归，因不食，困卧如痴，多向里床坐，丹溪诊之，肝脉弦出寸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气结于脾，药难独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脾主思，遇思则脾气结而不食，怒属肝，木能克土，怒则气升发而冲开脾气矣。’其父掌其面呵责之，号泣大怒，至三时许，令慰解之，与药一服，即索粥食矣，旦夕且归，后三月夫果归而愈。” 　　此例久思伤中，以怒胜思，以木克土，激怒使脾气升发，则脾土健运而郁结解，继以喜讯慰之，火能生土，中州得温，健运如常，其病自愈。这是对《黄帝内经》以情胜情心理疗法的典型案例。 　　以情胜情法，始见于《黄帝内经》，书中载有“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的论述。 　　它是医生在五行理论指导下，有意识地运用一种或多种情志刺激，以制约、消除患者的病态情志，从而治疗由情志失调引起的某些心身疾病的一种心理疗法。 　　金元时期医家张从正发展了《黄帝内经》理论，指出“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侮辱欺罔之言融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忘此之言夺之。” 　　 　　《黄帝内经》中的心理观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医学模式发生了转变，心理因素成为现代医学病因的主流，心身疾病谱也占据了主要地位；而原来的生物因素所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则居次要地位，过去被忽视的心理因素(包括中医的情志因素)，再次唤起医学界的关注。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情绪与人的健康和疾病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中医学很早就认识到心理因素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引起疾病，并将这一类病因集中概括为情志病因，综观中医的文献记载和临床观察，足以证明情志因素与心身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防治方面存在着多重关系。 　　《黄帝内经》认为，人的精神心理活动状态在决定是否发病方面有重要作用。如《灵枢?本脏》曰：“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就是说，正常平衡的精神心理活动能够防止疾病的发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有效地防止病邪的侵害。 　　能导致心身疾病的，是那些超过个体反应能力的情志反应，如暴怒、大悲、大喜等在短时间内波动过于激烈的情志；抑郁、失志、久悲、过忧、长时间紧张和焦虑等持续时间较久的不良心境才可以成为致病因素。王冰在注释《黄帝内经》时曾经指出：肝虽在志为怒，“甚则自伤”；肺虽在志为忧，过则损也；恐而不已，则内感于肾，故伤也；脾虽在志为思，“甚则自伤”；心亦然，“虽志为喜，甚则自伤”。 　　中医学将这类引起心身疾病的因素概括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称为七情内伤。关于其致病作用，中医学主要从情绪反应的强度、持续时间的长短、情绪的性质来把握，而这三方面因素均是相对于躯体调节能力而言的。 　　 　　七情致病 　　 　　影响脏腑气机 　　《黄帝内经》有“百病生于气”之论，它认为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是不同致病因素影响气机的运行而产生的异常变化所致。在情志致病过程中，由于导致各种情志变化的刺激不同，机体内部的变化也不一样，多表现出与各种情志相关的特殊气机变化。《素问?举痛论》概括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惊则气乱”。 　　现代研究表明，心理因素影响内脏器官的功能活动，主要通过情绪活动的中间环节来实现。在强烈或持续的消极情绪状态下，首先会导致人体神经系统功能严重失调，从而引发各种心身疾病。如愤怒、焦虑等消极情绪的持续作用将造成循环系统功能紊乱而出现心律不齐、高血压、冠心病等；长期处于忧愁、悲伤等状态下，可使消化道功能受累，从而导致胃、十二指肠溃疡；抑郁、惊恐等消极情绪与神经性皮炎、皮肤瘙痒症等皮肤病有密切关系。现代医学提到的心血管、神经、胃肠的功能紊乱，都符合中医学论述的气机失调理论。 　　 　　引发精神疾患 　　七情致病不仅可引起躯体疾患的心身疾病，如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若遇事恼怒，肝阳暴张，血压可迅速升高，发生眩晕，甚至突然昏厥，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还常可导致癫狂、惊悸等表现为精神失常为主的精神病。如“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 　　 　　伤及五脏 　　以心肝脾证居多，如“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情志为五脏所主，情志活动与脏腑关系密切，情志产生于脏腑的功能活动。不同的情志伤人，会影响相应的内脏，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从而导致不同的病理过程。 　　由于心在情志活动中具有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