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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意大利设计师爱与责 　　父亲是意大利民间访华的第二个人，而他则决心在华生活终老，Alfio Di Bella先生与他的父亲都堪称是中国最忠诚的情人。Bella先生对于这片土地的爱，不是猎奇而是尊重，不是沉溺过去而是正视现在。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他常着急，为中国着急。看到传统文化的消逝，他会痛惜；看到资源的浪费，他会担心。竭尽所能推广欧洲成熟的节能环保的开发经验和文化保护措施，是他目前正在努力实践的；不仅是建筑设计而是各方面中国都可以真正跻身先进国家之林，是他急切想看到的。这位意大利设计师已将自己完全融入到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他的爱与责，也是每一位中国设计师应当思考并行动起来的。 　　您为什么想把事业和家庭都安置在中国?其实，对于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实际上也是另一个天地，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另一个世界。用最简单的方式去想象生命本身：在这里，一切都不同。 　　安置一个家的概念、职业经验的运用、城市规划和发展模式是完全有别于西方世界和社会的。我们在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知识理念、哪怕生活常识，都不可能作为一个套路，直接复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当我最初开始在中国尝试拓展事业，作为建筑师的事业，其实是深受我父亲的影响。那时，我已在意大利开设建筑师事务所10多年，有员工、事业合作伙伴、有很好的客户群，大部分在欧洲、小部分在亚洲。而我的父亲，是一位对于神秘古老的中国一见钟情的伟大情人。从他1965年第一次来中国，以及在那10多年后他把事业的重心放到香港，他每次回到意大利，与我谈到对中国和它未来发展的看法，都带给我潜移默化的改变，在我的内心，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开始的几年，我尝试独自生活，将家人留在意大利，我每个月来回地飞行，时间和精力对半放在意大利和中国。我逐渐意识到，如果真想要做好一件事，需要十分的专注，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中国。幸运的是，我的妻子支持我的决定：就这点她和我共同做了一件，后来看来十分正确的事情。我们决定带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来中国定居，这在当时其实是有些冒险的决定。 　　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家庭成员，全部都抵达上海的日期为2003年4月4日。所有那时在中国生活的西方朋友，都纷纷离开中国的时期，原因是――非典。而是我们逆向而动，以饱满的热情留了下来，这一留，一直到了现在。到今年在上海有我的家人已经将近八年，我个人在这边工作已经十年，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 　　在这个美好的国家生活，我有机会去理解、去欣赏，还可以与很多人一起工作。如果要在一个国家发展，我们务必要深入这里的生活，并且尊重生活和工作里的点点滴滴。出于这个原因，无论我在哪里工作，我有很多意大利建筑师伙伴和朋友、西方的朋友，同时也有很多当地的同行朋友、有社会各界的朋友和支持。 　　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各大城市纷纷邀请国际大师建造地标式建筑或城区的热潮?例如：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台，扎哈设计的广州歌剧院以及郑州邀请黑川纪童设计新城区。 　　大型的国际项目的建设，很正常地都会邀请世界各地的建筑大师的参与。不仅仅在中国有外国建筑师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重要项目中，都有为数不少的非本国建筑师的作品。建筑设计的国际合作，是反映世界经济、国际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理念，充分交流融合的一种国际合作。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每年新增建筑的数量占全世界的一个很高的比例。如果做一个近几年的项目统计，实际上在中国全年完成的建筑项目当中，真正是由国际著名建筑师完成方案设计的比率，其实仅仅是总数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由于国际建筑师参与的公共建筑项目，通常都很重要，社会关注度都很高，所以留给大家的印象中，国际设计师主持的设计项目数量不小。其实，我个人认为：在一定时期内，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情况，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求外国建筑师参与其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工作。 　　但是，在如果在采用国际方案方面有什么建议的话，我想说，中国的建筑项目组织者，可以提出的要求是：中国不需要外国建筑师来复制他们以往的作品，也不需要外国建筑师来做过于冒险的建筑方案的试验。中国需要的是真正的具有创意的建筑方案，融合了中国的审美和文化，反映了经济水平，推广了高水平建筑理念，结合了国际建筑技术，反映了项目成本要求等等，各方面都真正运用到国际建筑师的经验、智慧和创造力。幸运的是，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企业都积累了越来越多与国际建筑师合作的经验，能够将这一股力量，更好地运用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来。 　　您曾经参与了中国多个城市工业区和住宅区的规划，您对于目前中国大规模拆迁旧城区用于建设新的商业项目，有何看法? 　　不幸的是，在中国，我们还将继续看到这样的拆迁。虽然较以前相比，这个现象减缓了一些。自从建国二、三十年间，中国建筑的使用期很短，因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