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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眼中体育 　　吴翼鉴先生是江西知名的教育家，著有《吴翼鉴教育文集》、《教育人生》等专著。《吴翼鉴教育文集》，收录了作者从1980~2003年撰写的200多篇论文中的57篇精华；《教育人生》则是自传和回忆录，讲述吴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60年的风雨历程。吴先生著述颇丰，专著和主编的书籍18种，参编撰写部分内容的书籍25种，在刊物发表文章195篇，通讯报道1 083篇，其中与体育相关的69篇。他虽然是教育界名人，但学术领域宽广，对心理学、教育学、体育学都有涉猎。多年的教育经历以及教育行政管理经验使吴先生对教育基本理论有深刻的认识。在体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吴先生同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成为与徐英超、林笑峰、韩丹等齐名的学者，是体育的教育本质观的拥护者。2010年岁末，笔者专程到庐山北麓、甘棠湖畔对吴先生进行了拜访。 　　 　　张军献(以下简称张)：您是江西省知名的教育家，主要从事的是教育实践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体育并且发表对体育的观点的？ 　　吴翼鉴(以下简称吴)：我一生从事教育，小学教师出身，在小学、初中、高中、中等师范、大学都教过书。体育在我一生当中大部分时间――特别是前30年――不太被重视，当时要的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当然，我担任领导时在学校里面，体育还是搞得比较好的。就我本身来说，在前30年中，德、智、体三育我最不重视的莫过于体育了。当时不是突出政治，就是智育第一，体育总是放在“老三”的位置。“德智体”全面发展，少了“体”什么也干不成。这是个基础，是个物质条件。品质再好，身体不行也不能为人民服务；学问再好，身体不行，也不能发挥作用。我是从实践中认识到体育的作用。1954年起担任过学校的支部书记、校长和教育局局长等职务，在实际工作当中，体会到体育不能不抓。 　　后来发现青少年儿童的体质状况不如人意，自己的年龄也在增大，许多事力不从心，深感健康的可贵，因而对体育开始学习和研究。关注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才能弥补我对数以万计的学生欠下的“健康债”。 　　林笑峰是华南师范大学第一任体育学科硕士生导师，我真正对体??下功夫是看到林笑峰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谈体育概念问题。他认为体育和竞技是两码事，有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有新意，也就从此开始涉足体育领域。 　　张：您亲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体育本质大讨论”，您能回忆下当时的情形吗？1982年，体育科学理论专题学术研讨会在烟台举行，会后国家体委的同志对林笑峰展开学术批判，您是否知道这件事情？ 　　吴：看到老林的文章之后，我就给他写了信，后来与老林成了莫逆之交。老林告诉我说，发表了那篇文章之后，国家体委在山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做了大会发言，从各方面论证体育就是体质教育，不能与竞技混同。主张搞竞技的人按竞技规律抓好竞技、搞体育的人按教育规律抓好体育。不要认为抓了竞技之后就等于抓了体育。那时候是1982年，离现在有近30年了，他是旗帜最鲜明的一个。当时还有一个贾世仪，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他也同意林笑峰的观点，同样遭受到了国家体委的批判。批判来势很猛，内部发出了通报。这在林笑峰的单位有很大反应，当时他的单位是东北师范大学，据说受到了系、校两级领导的批判，暂停了授课资格，甚至领稿纸的数量都要限制他，规定只能领多少张纸。他家里条件很不好，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要等孩子做完功课睡觉了，才能做点研究。希望到学校办公室“开夜车”，到那里电灯都被关掉。学校以断电、不给科研用品的方式限制他传播自己的思想。认为他的观点是洪水猛兽，说他崇洋媚外，反对国家体委、反对竞技。实际上老林并不是反对竞技，他本人就是运动员出身。只是在实际工作之后，看了很多书，自己悟到体育和竞技是两个不同质的东西。 　　张：据说学术思想大讨论后来演变成为了学术思想大批判，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吴：1983年无意中看到他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的文章――《自然体育和现代体育科学化》，我同意他的观点，后来就同他联系。他说：我正在遭受批判，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我说：我是教育系统的，对你打击报复也搞不到我。于是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体育”概念讨论的意义何在》，支持他的观点，发表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上。文章发表之后，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杂志的编委会也打算把这个讨论深入下去，但是有关领导知道了，指示编辑部再不能发表这类文章，要终止这个讨论。这样就引起了林老和我的不满。各人都可以发表个人的观点，你不同意也可以写文章反对，“扣帽子”、“抓辫子”的做法，实际上是“左倾”流毒没有肃清，是不允许的。学术领域应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那时我被江西省体委上报批准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优秀会员，参加了国家体委在重庆召开的一次会议。有位国家体委副主任恰巧参加我们小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