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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上） 刑事审判程序简易化的限度 ————兼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 陈瑞华* 内容提要 随着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的初步成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得到进一步展开。在未来的制度构建中，那种推行书面审理方式、降低证明标准和确立一审终审制的建议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是一种危险的制度选择。要保障被告人有效地行使辩护权，避免可能的刑事误判，还需要将现行的“值班律师”制度改造成真正的指定辩护制度，确保每个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机会，有效行使会见、阅卷和调查的权利，并与公诉方进行平等的协商和对话。与此同时，有必要确立全流程简化诉讼程序的改革思路，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采用跳跃中间诉讼程序和简化内部审批环节的办法，以加快刑事诉讼的流程。 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 书面审 一审终审 证明标准 值班律师 控辩协商 全流程简化 一、引言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授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在全国18个城市进行为期两年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2016年，在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结束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授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在同样的18个城市进行为期两年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后一制度试点的适用范围较之前一制度得到了一定的扩展，被确定为那些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刑事案件。 从理论上说，“认罪认罚从宽”属于一种兼具实体和程序内容的改革措施，其实体部分属于传统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现，而其程序部分则是一种特殊的简易程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刑事速裁程序”。准确地说，2016年开始试点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没有取代2014年开始试点的“刑事速裁程序”，而是将刑事速裁程序纳入认罪认罚制度的框架之内。只不过，在这一制度框架内，刑事速裁程序被扩展适用到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根据为期两年的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经验，那种全流程简化的刑事速裁程序得到推行，从审查起诉到法庭审理，整个刑事诉讼的结案周期得到大幅度缩短，法庭审理时间被控制在10分钟左右甚至更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实行了当庭宣判，法官的人均结案数大幅度上升，刑事速裁案件的上诉率和抗诉率得到降低。伴随着这一程序的试点，法律援助律师在法院、看守所设置的“值班律师办公室”进行工作，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总结》，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取得了积极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但是，在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过程中，一些基层法官、检察官基于刑事速裁程序所取得的积极效果，提出了一些带有超前性的改革建议。例如，有人认为刑事速裁程序没有必要保持开庭审理的方式，而可以实行书面审理；刑事速裁程序没有必要继续维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证明标准，而可以降低这一标准；刑事速裁程序没有必要保留两审终审制，而可以像民事诉讼中的小额诉讼程序那样，实行一审终审制。这些改革建议引发了一些关于这一制度试点未来走向的争议。与此同时，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也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些固有局限性得到一定的暴露。例如，目前实行的“值班律师制度”无法保证嫌疑人、被告人获得真正有效的辩护，法律援助律师不具有辩护律师的地位，难以对公诉方的指控给予有力的制衡；各地在试点刑事速裁程序过程中已经引入“控辩协商”的成分，但在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情况下，所谓的控辩协商已经变成被告人与检察官之间进行的不平等协商；迄今为止，所有的简化诉讼程序的改革努力都是围绕着简化法庭审判环节所进行的，但这些改革努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假如不对审判前程序进行真正的简化，假如不对公检法三机关的内部审批环节进行彻底的改革，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法学界过去曾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过讨论。但随着这一制度的深入推进，一些新的理论问题又逐渐浮现出来，我们有必要对其做出新的讨论和分析。本文首先将对刑事速裁案件的审理方式、证明标准和审级制度做出反思性讨论，然后再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控辩协商的控制以及刑事诉讼全流程简化等问题做出讨论。通过对这六个有争议问题的讨论和分析，我们可以对未来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理论上的改革思路。 二、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方式 在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过程中，被告人一旦选择了认罪认罚，就等于既放弃了无罪辩护权，也不再行使量刑辩护权。加上这种庭审程序省略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只保留了公诉方简要介绍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被告人当庭发表辩护意见，以及被告人最后陈述程序，因此，法庭审理动辄持续10分钟以内，有些案件的庭审过程甚至只有区区数分钟。同时，独任法官对于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几乎全部予以采纳，并对高达95%以上的案件进行了当庭宣判，甚至当庭送达判决书。可以说，法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