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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七出三不去”离婚制度的构成与内容探析 　　”七出三不去”在唐代以前仅仅只是一种礼制上的规定，而到了唐代”七出三不去”则被引入了唐律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极富特色的离婚制度。”七出三不去”这一法律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婚姻关系以及家庭关系的一种概括。自”七出三不去”被确立为一种法律制度，它就对所有家庭产生了普遍的约束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因婚姻问题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宗族冲突以及家庭积怨。”七出三不去”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当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但它的适用却有着一定柔性，因为在中国古人看来，婚姻之作用在于”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婚姻的破裂不仅意味着夫妻双方关系的终结也意味着男女双方的家族从此结怨，男女双方家庭的脸面必然会受到影响。同时，休妻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对中国古代的一般民众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因此经济上的考量也影响了”七出三不去”的适用，使其具有了适用上柔性。总而言之，”七出三不去”作为一项离婚法律制度，在维系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以及伦理秩序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七出三不去”的历史沿革 　　（一）”七出三不去”的形成 　　”七出三不去”不仅是中国古代离婚制度的特定形式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内容。”七出三不去”在社会上出现是在东周，但由于此时”七出三不去”并没有融入礼制因此并没有普遍的约束力。如《左传》隐公三年的记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陈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再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由以上事例可见，”无子去”虽列”七出”之条，但因无子而出妻者并不多见，至少对于诸侯来讲妻无子多是再娶而不是出妻。对于当时的普通人来说，娶妻尚属不易援引”七出”而出妻当然不会轻易为之，正如《韩非子》所载：”有鹿门稷者，行年七十矣而无妻。” 从《诗经》中为数不少的弃妇诗来看，抛弃糟糠之妻的人也不在少数，可见”三不去”也没有在周代广泛适用。总而言之，”七出三不去”早在东周就已经在社会上出现了，但是它并没有被当时的社会所普遍遵守和执行。 　　（二）”七出三不去”的确立 　　从《大戴礼记》的有关记载来看，”七出三不去”在汉代已经开始作为礼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了，也就是说，”七出三不去”在汉代已经被确立为一种礼制。如杨雄在《答刘歆书》中记载到：”妇，蜀郡掌氏子，无子而去。”又如《汉书》中记载：”臣之里妇，与里之诸母相善也。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再如《孔雀东南飞》中记载：”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由以上记载可见，”七出三不去”已为汉代的礼制所规定，成为了人们离婚时所遵循的标准。需要指出的是，”七出三不去”在汉代虽然已经作为礼制被确定下来，但是”七出三不去”并非强制性规定。如《后汉书》中所记载的班超因谗言而出妻就是比较典型的不按”七出三不去”的规定而出妻的事例。总的来说，到了汉代，”七出三不去”作为礼制已经被社会认可并遵循。 　　 　　（三）”七出三不去”的完备 　　在唐代，”七出三不去”被写入了《唐律疏议》，至此”七出三不去”开始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对社会起着规范作用。《唐律疏议》中所规定的”七出”大体上与《大戴礼记》中的记载相同，二者不同的是部分内容表述的变动以及顺序的变化。在内容上，《唐律疏议》将《大戴礼记》中的”不顺父母”改为”不事妻姑”,顺就是恭顺，有无条件地顺从的意思，其评价标准在于态度，带有主观性，而事则强调侍奉，它的评价标准在于行为，具有客观性，这表明法律意义上的”七出”制度更加关注制度的可操作性与客观性而淡化了礼制上强烈的主观色彩。在顺序上，《唐律疏议》中所规定的七出分别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而《大戴礼记》中所规定的”七出”则是：”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可见，《唐律疏议》中无子、淫佚、多言、盗窃的顺序较《大戴礼记》有所上升而妒忌、恶疾则有所下降。这不仅表明《唐律疏议》对家族的延续、财产的保护以及家庭伦理的维护更加关注也表明《唐律疏议》在引礼入律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对礼制的合理吸收而不是盲目跟从。与”七出”相同，”三不去”在《唐律疏议》中的表述与顺序也与《大戴礼记》中的记载略有不同。《唐律疏议》中”三不去”被表述为：”三不去者，谓：一，经持妻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大戴礼记》中”三不去”被表述为：”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这种法律和礼制差别的原因在前文中已有阐述，在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总之，在唐代，”七出三不去”已经被作为法律固定下来，”七出三不去”到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