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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问题及优化策略 　　通过对《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公益诉讼制度开始在我国明确确立。《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更是明确了在环境公益诉中起诉主体的范围，奠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基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为我国通过司法途径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开辟了新的路径，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自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以来，却并未如想象一般蓬勃发展，反而趋于平静。经历了漫长的空白期，直到 2014 年 12 月才出现了《环保法》修订后的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反映出在制度设计的问题，如不能及早引起重视，可能不利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今后的发展。 　 　　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现状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始于 2005 年，是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受限于当时我国并未明确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这起案件仍只能被成为“公益性质案件”，即虽然具有一定的公益诉讼性质，但并非实质上的公益诉讼。即便如此，该案件被认为使社会公益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开创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先河。 　　在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之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步入了快速发展期。各地纷纷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实践，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专门的环境案件审判机构相继成立。截至 2013年 12 月 31 日，全国以环保审判庭、环保巡回法庭、独立建制的派出环保法庭、环保合议庭等 4 种模式存在的专门环境审判组织有168 个。 然而，与审判组织取得较大发展和细化所不一致的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却极少，从 2000 年到 2013 年，全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计不足 60 起。从中华环保联合会统计来看，环境案件中只有极低的比例进入司法程序，而通过环保部门处理的则占据绝大多数，环境公益案件的数量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实际发展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法律规则制定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中未能厘清“公益”概念，也缺乏具体的诉讼操作规则。“环境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在法律中加以界定，就难以区分“公益”、“私益”。司法实践中，环境污染常常既有对环境的侵害，又有对于个体健康、财产等权益的侵害，究竟哪些利益能够被归入公共利益范畴？这一问题不能解决，环境公益诉讼也就无从谈起。 　　在诉讼程序制定方面，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但迄今为止刚刚开始。之前由于程序法规则的不完善，举证责任、鼓励制度、法院管辖等具体规定不明确，法院难于受理，也是造成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较少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仅仅规定了民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而缺少行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未能对政府部门进行相应规制，也使得目前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有限性。 　　从起诉主体范围看，环境公益诉讼的限制仍然较多。环境公益案件起诉主体多数仍以行政机关和地方检察院等公权力机关为主。尽管各地均在积极探索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作用，但就目前现行法律规定而言，仍未能予以明确。例如公益诉讼与行政处罚之间的关系等具体问题处理方面，都尚未出台相应的规定。环保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意愿不高，作为起诉主体的案件很少，不足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统计，环保组织对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态度相当谨慎。只有30%被调查的环保组织表示环境公益诉讼将是本组织的首要维权手段；而 57%的环保组织则比较谨慎，表示不会轻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更有11%的环保组织明确表达了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否定态度。与较低的诉讼意愿相匹配，也仅有 14%的环保组织有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经历。 多数环保组织，特别是民间环保组织，尽管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受限于专业人员、经费及举证困难等原因，难以单独承担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身份。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现存问题及分析 　　通过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不难看出，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已经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受限于理论和实践经验不足，仍有待完善。具体而言，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公共利益”的范畴不明确 　　“环境公共利益”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基础性利益，也是诉权的根本来源。然而“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社会公共利益一般也不被法学传统理论承认为一种独立的利益。例如，边沁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哈耶克则认为“自由社会的共同福利，或公共利益的概念，决不可定义为所要达到的已知的特定结果的总和，而只能定义为一种抽象的秩序，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具体目标，而是仅仅提供最佳渠道，使无论哪个成员都可以将自己的知识用于自己的目的。”因此，尽管罗马法时代就产生了“公益诉讼”概念，当代各国也纷纷进行了公益诉讼实践，但“公共利益”概念在法学中仍是抽象的，需要各国在立法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