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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晓义另一种生活是可能 　　在她看来，一个完整的文明是虚实两全的，人只有虚实两全才会拥有完整的人格。我们被物质化的实给奴役了，我们需找回丢失了的心能和体能这个虚。 　　 　　 采写/《小康》 记者郭芳 　　 　　没有一个人不是矛盾的复合体。廖晓义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在于她身上的矛盾冲突更为剧烈。理性和感性都那么极端，她理性思考中国环保的出路，而这样的理性却又建立于其对自然万物极度感性之上。 　　当然她不太乐意承认自己的极端，因为她一直认为自己不过在为天地做该做的事。但在外人看来，她的所思和所行近乎偏执，她企图以宗教信仰般的偏执向欲望奴役中的人们推行她的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以拯救被人类摧残的地球。 　　 　　她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误解了环保，环保不是污染治理或生态建设，而是节约。节约是最大的环保，所以她提出了绿色生活的概念。 　　在欲望之都，绿色生活是一种断妄念的生活。断妄念的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妄念呢？ 　　她依然说，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 　　在她看来，这个问题不解决，环保的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 　　 　　中国的环境是一个机会 　　 　　截稿前的最后一天，给廖晓义打电话的时候,她人已经在成都了。她正在关注灾区重建中的环保问题。 　　其实，她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环保人士。她与环保结缘，始于她与四川大学老同事之间那场已经变得著名的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 　　关于环境问题，她的同事很悲观。她还记得那位同事写的一篇论文名字叫《改造与适应是人与自然的两种基本关系》，谈到适应也是人和自然的另一种基本关系。那时候的廖晓义相信，在市场经济技术下，所有问题都会被解决，不必担心。 　　 她还想尽可能地去说服她的同事。“理论上说市场有调节的能力，如果市场有紧缺了就会发出信号来解决问题。”为了说服对方，她开始去查阅资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整个社会科学院没有一份关于环境的报纸。”刚好她看到了徐刚的《伐木者醒来》，让她有点震撼。 　　原来环境问题已经那么严重！ 　　从那时候起，廖晓义开始做工业化下的环境代价，此前她在研究工业化。后来，她将这个阶段形容为她的现代化崇拜阶段。 　　1993年，廖晓义带着孩子与她远在美国读博士的先生会合。她成为了北卡罗莱纳州州立大学国际环境政治专业的一名访问学者。 　　在此期间，她奔走于美国各地继续拍摄环保题材的专题片，并接触到了许多美国民间环保组织。她的第二个阶段的思想也从这里开始蜕变，此后，她努力从西方国家的经验中寻求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 　　这是一段极其宝贵的经历，她因此获得了国际视野，并在国际环保舞台上长袖善舞。 　　2000年，廖晓义荣获素有“欧洲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国际环境大奖“苏菲奖”；2001年 ，获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国际环境奖”。 　　从这时候起，廖晓义和她的环保工作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国内外的主流媒体多次报导，也引起了一些世界首脑人物的关注，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挪威首相邦德维克、英国副首相普雷斯科特等等。她因此有机会与他们一起交流和探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廖晓义经常回忆起的是她与克林顿夫妇的见面。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廖晓义应邀作为中国民间环保人士代表参加了总统的圆桌会议。 　　在见克林顿之前，她先见了希拉里。 　　那是一个全国妇联主持的交流会，退场的时候，希拉里接近了人群，走到廖晓义的面前，廖晓义突然对她说：“下个星期，我要见你的丈夫”。 　　“希拉里一听，眼睛睁得特别大，问为什么。”廖晓义于是抓住机会介绍了她的环保组织。希拉里很高兴，说她和克林顿都很关心环境问题。那一次，她们聊得很开心。 　　之后，她去桂林见了克林顿。见面的时候，廖晓义被安排坐在克林顿的身边，但发言是从圆桌的另一边开始的，于是就成了最后。眼看就没有时间了，廖晓义开始抢话头，目的是要引起克林顿的注意。 　　她对克林顿说：我们那个组织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不要重复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比起欧洲和日本来，说得太多做得太少。中国的环境是一个机会，如果你不想放弃政治和环境，你就必须采取行动。 　　廖晓义说完，周围的人热烈鼓掌。克林顿坦陈：他们的国会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回去之后一定会把廖的话告诉他们，而且还希望她去国会作演讲。 　　在那样的场合，廖晓义的话总是犀利的。而犀利让她轻易地成为了主角。 　　他们评价她说：你总是一个场合的明星。 　　她说，她是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明星。这个明星的称号得益于她的乡土立场和中国视角。 　　“还是祖先给的。” 　　 　　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 　　 　　绕了一大圈，廖晓义发现真正解决生态和谐之道的东西应该在中国。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环保被西方理解为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