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民教冲突概况及清政府态度.doc

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民教冲突概况及清政府态度 　　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并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必然会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发生冲突与碰撞，加之这一时期基督教的传播有坚船利炮为后盾，其鲜明的殖民色彩，更加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形成了次数众多、延续时间长、规模庞大的反洋教斗争，即通常所称的“教案”，其中尤以十九世纪末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民教冲突最为激烈。 　　而这一时期全国广泛开展的反洋教斗争中，山西所爆发的民教冲突又以激烈程度之高而闻名于世，因而本文将研究视点定位在山西，以此为典型，对这一时期所爆发的民教冲突进行具体细致的剖析，以期能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认识。 　　一、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民教冲突概况 　　义和团最初名为义和拳，是兴起于山东、直隶一带的民间结社组织。作为邻近运动发源地的山西省，在运动迅速发展的洪流中也逐渐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1900 年 6 月，义和团运动首先出现在榆次：“庚子夏，拳匪肇衅。当五月下旬，榆次城大乘寺、南关显圣寺有三五贫家子弟……头裹红巾，腰缠红带，累日面向东南焚香念咒，随即仆倒在地僵卧，醒后如痴如颠……每晚练习，咸以保国灭教相号召。” 　　此后，山西境内的义和团运动便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很快就遍及全省各州县以及村落。 　　义和团运动在山西如此迅猛的发展，自然会使这一时期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民教冲突更趋激烈，从而呈现出与以往民教冲突不同的特点： 　　1.官绅、士兵公开参与。 　　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的民教冲突之所以能够不断高涨，与地方官员、士绅以及士兵的广泛参与是分不开的。就地方官员的参加情况来看，山西巡抚毓贤的极端仇教态度对其下属地方官员广泛参与反洋教斗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毓贤之所以仇视外国教会的原因有： 　　首先，他作为一个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员，深谙孔孟之道的中国士人自然视洋教教义为异端邪说，对外国教会抱有反对态度。其次，促使毓贤对洋教的态度由反对上升为仇视则与其政途的跌宕有关。1899 年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一职时，山东的义和团运动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当中，其对义和团“以抚为主”的态度，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最初软弱屈从于帝国主义的意志的清政府将其撤职，仕途的坎坷增加了他对外国列强的反感，然而摇摆不定的清政府又让毓贤当上了山西巡抚。 　　1900 年七月，毓贤上任后不久便在太原府制造了大肆屠杀教士、修女的暴力事件，首开山西地方官员公开大肆屠杀教士、镇压教会势力的先例，也成为山西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的标志。另外毓贤对于教会的镇压态度也为其下属官员所执行：“孝义县知县六月初四日主使将女教士殴毙二名；太原县知县致毙教民多命；前阳曲县知县白昶为毓贤爪牙，诳杀西人四十余名；寿阳县知县秦鉴湖将境内教士押往太原受死；太古县知县胡德修，七月初七日境内泰西人民皆被戕害。” 　　地方官员大肆屠戮教士、教民的行为，也引起了列强对山西地方官员的仇恨，为后来这些官员遭到严厉的惩处埋下了伏笔。 　　在地方官员“以身作则”的带动之下，士兵也开始广泛地参与到反洋教斗争中。地方士绅作为基层社会的管理者，在地方社会中享有崇高地位与绝对权威，其言语与行为具有煽动力，基层民众对洋教的态度大多都会受其影响。而士兵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广泛参与到反洋教斗争之中，则是这一时期民教冲突中比较特殊的现象。在当时一位山西传教士的书中这样描述士兵的表现“：八个教徒干着家务活，没有得到任何警告，突然听到可怕的喊声，‘杀！杀！rsquo;义和团在士兵的带领下破门而入，除了三四个中国教徒设法逃走外，余下的外国人和中国教徒全被杀死了。” 　　士兵的介入，使这场冲突变得更加血腥，所产生的破坏力也更大。 　　2.封建迷信成为反洋教斗争的助推器。 　　封建迷信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民众意识形态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具体到义和团运动时期，它也成为民教冲突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1899 年到1900 年间，山西遭遇大旱，田园荒芜，粮食歉收，人民的生活急剧恶化。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当地人决定采用老办法，即以典型的迎神赛社的活动去祈雨。迎神赛社是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定期举行既是一种娱乐，也是为了祈福消灾。然而这种方法并没有使上天降下急需的雨水，灾民们惶恐不安，导致人心浮动，讹言四起，于是出现了关于洋人洋教作祟的流言，认为是他们用邪术止了雨水，造成了干旱。 　　这样的流言一经扩散，很快就使人们将目光集中到这些外国传教士身上，使得外国传教士成为众矢之的。而“外国人（在他们看来，演戏是毫无意义和荒唐的）很难想象地方戏对老百姓有多大的影响，每年在演戏上要花费多么巨额的金钱，在遭到旱灾的时候，更频繁地进行演戏，希望引起神的注意，使他们降下急需的雨。”其对民间习俗的蔑视则更进一步激化了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