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法律中没有“十恶”体系[权威精品].docVIP

论元代法律中没有“十恶”体系-权威精品 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最新最全的 学术论文 期刊文献 年终总结 年终报告 工作总结 个人总结 述职报告 实习报告 单位总结 　　在看到的相关论著中，都认为元代与之前的其他王朝一样，存在“十恶”这一刑名体系。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元代司法中没有“十恶”刑名，间或出现的“十恶”只是体现在某些行政管理方面，其最基本的价值与意义已经与传统不同。文章据元代法律《至元新格》、《至正条格》与《大元通制》等的相关条文和体例，蒙古大汗的诏书，《元典章》中的相关材料和一些具体的司法案例等，论述了上述观点；同时对《经世大典》、《元史》、《元典章》等材料中出现的“十恶”内容逐一进行了剖析。最后指出，元代之所以呈现这样的情况，根本原因在于蒙古与汉人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关键词：元代 十恶 法律 蒙古文化 　　作者王敬松，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十恶”是隋朝确立，并一直延续至清朝的罪名体系。那么，由蒙古人统治的百年大元时代，有没有“十恶”这一刑名？这一问题至今尚没有专文论述。《元史·刑法志》记载有之，而且罗列了“十恶”的具体内容（见后文）。似乎元代法律有“十恶”毋庸置疑。蒙元史专家黄时鉴教授的《大元通制）考辨》一文，以及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张晋藩教授总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等论著，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也均认为元代法律中包含“十恶”。我的意见与此相反：元法中没有“十恶”。元代的“十恶”只是使用在与法律无涉的其他一些方面，而即便在这些方面，对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人以及色目人也缺乏一定的效力。本文拟对以下问题谈个人意见，即为什么说元法中没有“十恶”？为什么有的史料出现有“十恶”的材料？不具有法律性质的“十恶”在元代又体现在那些方面？元法为什么摒弃“十恶”？不妥之处，祈得方家与读者指正。 　　首先对元代法律的相关内容予以梳理说明。 　　《至元新格》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汗位以后，在其所控制的北中国（基本上是原金国统治的区域），司法的依据仍然是金国的《泰和律》。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以其法苛刻下令禁止。由于忽必烈甫即汗位，面积不小的北中国仅以蒙古扎撒、忽必烈的诏书、诏令等以及元政府颁布的有关条画作为司法依据，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对粗疏的法令与众多、复杂的案件之间的矛盾，加之《泰和律》实施已久，影响颇广，故其在司法实践中无法被完全取代。直至至元二十八年，习吏世家出身的中书右丞何荣祖奉忽必烈之命，对此前陆续颁行的各种法规予以分类整理，删繁就简，于是年五月，“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缉为一书，名日《至元新格》，命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至元新格》是元代的第一部成文法律，但已久佚。 　　《大德律令》虽有了《至元新格》，但因其“宏法大纲，不数千言”，过于疏简，为司法的具体操作和执行带来困难。成宗铁穆尔在位时，复命何荣祖更定律令，择取往昔诏敕、条格三百八十条编为《大德律令》。《大德律令》既未颁行，也未流传下来。 　　元代第三位大汗海山即武宗即位后也曾下令编制法律：至大二年（1309）九月，尚书省奏：“国家地广民众，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后不一，执法之吏轻重任意。请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一，编为定制。”武宗从之。但编纂法律之事以后未见进展，显然没有最后完成，同样也没有流传后世。据《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在学者搜集到的《至元新格》、《大德律令》的材料中均没有看到有“十恶”刑名。 　　《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是元代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成文法律，由元代最后一位大汗妥炊帖木儿即顺帝于正六年（1346）六月定名并颁布。《至正条格》久佚，2002年韩国学者在该国庆州发现了元刊《至正条格》残本，这一发现对研究元代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欧阳玄当时对《至正条格》编纂情况说得比较清楚：“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中书省臣言《大元通制》为书，缵集于延祐之乙卯，颁行于至治之癸未（亥），距今二十余年。朝廷续降诏条，法司续议格例。岁月既久，简牍滋繁，因革靡常，前后衡决，有司无所质正，往复稽留，奸吏舞文。台臣屡以为言，请择老臣耆旧、文学法理之臣，重新删定为宜。上乃勒中书专官典治其事。”《至正条格》“为制诏百有五十，条格千有七百，断例千五十有九”。《至正条格》残本存条格、断例两部分，其中《条格》存十二卷计三百七十四条，《断例》存全部目录和十三卷计四百二十六条，共计八百条。阅《至正条格》，其《断例目录》第十四卷《盗贼》中有《谋反》七条，《说大言语》二条，《妖书妖言》三条，还有《传说乱言》、《妖书遇革》、《符水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