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二明-平和行走在取舍之间.docVIP

从具象到抽象 在西方近代画派中，我很喜欢抽象画派。每次在巴黎，望着莫奈的“日出”的真迹，我的心都会与那红红的太阳融在一起，化在朝霞之中。但我更喜欢梵高的画。当你看到“星空”，你会感到，在闪烁的星空下，风在揪动着你的衣襟，使你久久地站在那里，成为这大自然的一部分。这就是创造，这就是创新！我苦苦地追寻着他所走过的道路，从阿姆斯特丹到阿尔勒，从尼姆到巴黎郊外。短短的十年，他把绘画推向了顶峰，可自己走向了人生的谷底。他不断地创新，却身无分文。他那墓地上的碑，没有丝毫的艺术气息，只有外面被他画过的麦田还在留住抽象的痕迹。从具象到抽象，一切都在升华中！ 徐二明的平和与达观总是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一脸温和的笑，言谈间没有过多的抑扬顿挫，无论是陈述还是激辩，都极为耐心与谦和，淡然释之。 “机会总会出现，关键在于积累” 不记得从什么地方看过这样一句话：当一个人经历越多，豁达便会成为他直面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可以解释徐二明的达观与平易近人。 从9岁开始，徐二明就独自“南漂”在北京。那时，身在东北工作的父母，为了使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便把他送到了北京盔甲厂一小（原汇文小学）。 当时，由于修建新的北京火车站，盔甲厂一小从东面搬到了北京26中（原汇文中学）的校园。一时间，汇文学校原来的三个部分（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又共生在中西合璧的大校园里了。开放的办学理念，很好的教育资源，革命的斗争传统让这个校园生气盎然。 作为一名小小的寄宿生，徐二明在接收老师传授的知识的同时，更体会到了深切的关怀和父母般的呵护。这成了他后来从事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缘由。在26中，每一个老师对于徐二明来讲，都是一个传奇的故事，都是他百科全书的一章。他有机会汲取了更多传统文化、革命精神的营养，也潜移默化地具有了开放的思想。 作为那一代人中的一个，徐二明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那似乎是蹉跎岁月的10年。刚刚19岁的他，插队落户到了陕西省宜君县荛生公社桃村大队下桃小队。那是一个幽静而美丽且距县城100里地的小山村。在那个三县交界的山沟里，只有26户人家，没有电，甚至没有牲口，被徐二明戏称为“纯绿色”。当时，寄一封信都需要两条腿走路，往返80多里山路，用去整整一天的时间。 在那里，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粗犷豪放的陕北农民，接触到了农村底层人民的淳朴与率性。后来，他因病回京被安排到一家集体工厂，工厂里有被下放的国家高级干部，也有最底层的城市百姓，形形色色不同身份的人，让徐二明再一次深刻地认识了社会的多元，真正从寄宿学校的塔中走出。 同许许多多经历过那十年运动的人一样，恢复高考是他们命运重要的转折点。1978年，得知一个朋友前一年考上大学，认为自己水平更高的徐二明，只准备了几个月就匆匆参加了高考。他的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革命传统很深的学校会收留他这样出身不是很好的人吗？命运这次站在了他这一边，他收到了人大工业经济系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实现了他十年来“我要上学”的梦。他默默收拾了陪伴自己多年的十多箱书，留恋地看了看工厂，走向了新的道路。 每当徐二明回忆起在陕北以及在工厂那段“并不如烟”的往事时，他总是把其中的痛苦与悲伤轻轻抹去，称那是一段深入的“社会实践”。他更愿意这样认为，那是他真正了解中国社会、了解底层生活的十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增加知识和阅历的十年。而谈起高考这个重要的转折点时，他归结为：人生的机会总会出现，关键在于一个人平时的积累，在于他是否能够乐观地对待逆境。 “一个成功的人并不是每件事都做到最好” 1982年，本科毕业后，徐二明被留校任教。1984年，由于中国–加拿大管理教育项目，徐二明开始从加拿大教授那里接触到战略课程。在那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战略管理对中国企业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很“虚”的东西。但自小就有开放理念的徐二明对战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认真研读了波特的《竞争战略》，并对其做了部分地翻译和推介。 1988年，徐二明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去做访问学者。麦吉尔大学对战略非常重视，MBA学生要上一年的战略课。为了更好地了解战略的研究与教学，徐二明听了从本科到博士绝大部分的课程，也学习了战略管理大师明茨伯格先生的课程。明茨伯格教授对于他来讲，更像一位哲人。在课上，明茨伯格非常注意对学生创意思维的培养，并用各种办法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这让已身为教师的徐二明受益匪浅—他不仅深刻地理解了战略，更因此而激发出了关于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的新的火花。 经明茨伯格的推介，徐二明又结识了丹尼·米勒等管理大师。尽管当时他对这些管理大师们的文章的理解还在朦胧状态，但一扇扇的门打开了，了解了管理学的真谛所在！徐二明如饥似渴地汲取管理学的营养，开始研究思考、寻找适合中国的管理理论与案例。他在“不经意间涉猎到了一个前沿的领域”。 为了推动国内管理学的发展进程，给学生传授最新最有价值的知识，徐二明又多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