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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会重重中国古代史 　　火烧阿房宫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然而现代考古学家却说,阿房宫并没经历过火光之灾。有太多相似的例子证明:其实,我们却对古人、古事误会深重 　　 　　戏台上曹操一亮相总是白脸;诸葛孔明就是德艺双馨地一年到头摇着鹅毛扇,若被问及原因,孔明还有可能回答你“我需要保持冷静”;项羽就是宁为玉碎的悲情英雄;那个曾负荆请罪的廉颇,则习惯性被我们默认到“老生”的脸谱选项。 　　廉颇负荆请罪的时候,真如中学语文课本所说,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老将军”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172个被误读的史事真相》(张港著)里,作者用十分简单的推理分析道:《史记#8226;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公元前283年,廉颇被拜为上卿;公元前279年渑池之会后不久,发生了负荆请罪的故事;到了公元前240年,才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典故。根据战国时代的平均寿命、卫生条件和科技架构,将公元前240年左右的廉颇判断在70岁上下,是合乎逻辑的,那么负荆请罪时的廉颇,则是不及30岁的大将军。 　　在历史学者眼里,关于廉颇是青年还是老年的纠结,根本是个没有争议的“伪命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李凯告诉记者,“这个答案,翻阅一下《史记》,做些简单推论就能找得到。” 　　同样在历史学者与一般民众的认知间反差较大的,是对诸葛亮的评价。年轻学者张程在其著作《给历史把脉之疑难杂案》里,将刘备费尽心机拜访孔明的原因,归结于诸葛亮背后拥有的强大社会阶层和政治资源,而非民间共识里孔明暗夜萤火虫般的盖世才华;而诸葛亮娶黄氏的原因,也非注重内在美的独特眼光,而是黄氏这个“大龄剩女”,是大名鼎鼎的荆州世家黄家的女儿,与显赫家族的联姻,是诸葛亮实现雄心壮志的工具和手段。 　　“把历史人物的性格压缩成平面,非黑即白,是不客观的,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性格侧面,古人亦然。诸葛亮是一名权臣,他人生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为其事业护航。”张程这样对记者解释:“他不放心把事情交给别人做,事必躬亲,结果活活把自己累死,但后人只记住了他的死因,把他的一生简单误读为那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文学戏说,古今共有 　　 　　普通民众为何会对廉颇、曹操、诸葛亮有这些根深蒂固的“误解”,在国家博物馆历史学博士田率看来,其缘由主要是对这些人物进行文学艺术 “再塑”时,创作者本身对其有所误读,而后世又口口相传以讹传讹。 　　中国文学的枝蔓一向倚重现实主义,在诗词里借古咏今、借古抒怀、托物言志,而这些都是造成历史真相与历史认知不相符的原因。杜牧在《赤壁》里写下著名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然而真实的历史是,赤壁之战发生于208年,曹操的铜雀台则修建于赤壁之战的两年之后,即210年。仍然是这个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让项羽一把火烧掉了气势恢宏的阿房宫,但2003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阿房宫城墙,虽然阿房宫是否建成仍是“历史存疑”,但它却的确未经历过灭顶之灾。只是,它借由诗歌白白赚取了世人两千年的叹息。 　　如果说古诗词对历史的误读尚有漫不经心的成分,到唐传奇、宋代话本和元杂剧兴盛以后,对历史有意识地“添枝加叶”和“移花接木”就大规模流行起来了。 　　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鲁迅先生所称的“早期‘古小说’尚不作‘幻设语’”,大致是称其有尽量保持客观的初衷。及至唐宋,市民阶层富足成熟起来,城市休闲的一项惯常消遣就是听说书人讲故事,而历史小说是其中的重要题材。宋代称这些人为“说话人”,其表演场所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听众既广,事业又繁荣,说书人免不了为了保证票房而信口开河,时间久了,一部部情节跌宕、戏剧冲突强烈的“历史大片”就这样慢慢演化成“历史”。 　　同皓首穷经地苦读史书获取真相相比,听“话本小说”显然受众更多,流传度更广,如快餐般更速食简易。人们从中获得戏剧冲突的快感,得到身心消遣,顺便普及了历史人名和知识点。诚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李凯所说:“戏说一事,现代人为之,古代人同样为之。” 　　宋朝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描述了开封的“说话人”讲述三国故事时的生动场景。《三国志》作为观众点播率奇高、叫好又叫座的畅销段子,说书人每每讲到“刘关张桃园结义”一幕时,都能按时赚取观众一票热泪;讲到刘备取得阶段性军事胜利时,则能收获具有朴素道德观听众的满足的唏嘘。“但历史上桃园结义是根本没有的事”,李凯这样认为,“这些杜撰只是迎合了人类最朴素的关于情意的美好设想。”市民阶层没有话语权,但也有表达自己价值观或政治倾向的诉求,所以对历史故事有选择地相信,甚至想象,也成为误读的一种成因。 　　将历史人物脸谱化,在戏曲这一形式繁荣之后达到顶点。陈寿在晋代编写《三国志》时,曹操还是名正言顺的正面男主角,到了清代的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