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明代言官道统精神与皇统对抗.docVIP

探析明代言官道统精神与皇统对抗 　　[摘 要]明代言官肩负着谏君劾臣的重要职能，在面对乾纲独揽的皇帝时，言官秉着“道高于君”的精神信仰，直言敢谏。然而言出祸随，遭到皇帝的打击压迫。 　　[关键字]言官；皇帝；道统；皇统 　　明代言官是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的简称，又称台谏官或科道官。其以人数众多，位卑权重，活跃于言路著称，以言为职责肩负着谏君，拾遗补过；劾臣，纠劾百司的重要职能。对于乾纲独揽维护皇统的明代皇帝，言官秉着卫“道”精神，奉行“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本文拟就言官奉行的道统与皇帝维护的皇统之间的对抗做些粗浅的论述。 　　中国古代社会的晚期，皇权独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尤其明代罢丞相、废中书省之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皇帝是决不允许言官限制至高无上的皇权。所以可以得知，明代设立言官，绝不是要动摇皇权的统治，而是极尽其能的维护皇统的地位。为了维护皇统的巩固地位，明代君主从建国开始就想方设法的削弱言官的权力。言官的职能，从唐宋起，言谏的职权已经弱化，而偏重于监察。到了元朝，重御史轻言谏之势亦趋严重，谏官的设立已经取消，言谏由御史兼任。明代言官的职能则是进一步的蜕化，未设专职谏官。明代对于言官规谏皇帝，是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明末官员孙承泽云：“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项，如宋时亦尚如此”，“后世有纠劾而鲜规正，盖以言官、察官浑之为一也。”[1]所以可以得知天子意在希望言官“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2]所以明代君主设立言官，主要目的是以言官为耳目，监控百司。但是，明太祖在言官的建制上，还是给予言官一定的诤谏权，以规谏君主。“自古帝王暨我祖宗所以设立言官者，以朝政缺失、奸邪情状责之而后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视听而防壅蔽也，所以图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当，虽于君身不便，左右不便，强而从之。其不当，虽触忌讳亦包而容之，所以尽下情而冀善言也，所以略小过而存大体也。”[3]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中，历代帝王都想留从言纳谏的美名，且在古代圣贤求贤纳谏的指引下，明代各代君主在言论上皆鼓励直言，“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4]明太祖曾对给事中张文辅说：“朕代天下理物，日总万机，岂能一一周遍？荀政事有失宜，岂惟一身之忧？将为四海之忧。卿等能各悉心封驳，则庶?自无不当。”[5]明宣宗亦云：“为君以受直言为贤，为臣以能直言为贤，不受直言则过日增，不能直言则忠不尽”[6]。然而，专制皇权不受约束，凌驾于法律之上，皇帝对谏言有最终决定权，所以，对最高统治者指手画脚，无疑是批逆鳞，捋虎须，会招来杀身之祸。 　　对于乾纲独揽的天子，明代不乏犯颜敢谏之臣。作为臣子，言官有着自己的精神信仰，“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卫“道”精神，捍卫道统的牺牲精神，从而真正做到“国而忘家，忠而忘身”。[7]“三不朽”的儒家价值观念深深熏陶了从小饱读诗书的言官。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价值追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绝不想毫无建树度过此生，因此“常虑生有忝于明时，而死无闻于后世，深以为惧”[8]。所以言官以“言谏”为己任，为此，甚至冒死强谏。面对乾纲独揽的君主，“文死谏，武战死”是其贯彻的宗旨。《说苑?正谏》中说：“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 　　皇帝的君德缺失也是言官直言进谏的重要原因。明初两个雄才强势的君主，不乏感直言强谏的言官，到了明英宗之后的君主“圣德”缺失，更使言官深感崇尚道统规谏君德刻不容缓。 　　洪武时，御史欧阳韶尝侍直殿下，“帝乘怒将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趋跪殿廷下，仓卒不能措词，急捧手加额，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诚，从之。”[9]洪武时，御史茹太素，直言不屈，言多为忤，数遭廷杖。“一日，宴偏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血刃不相饶。’太素叩首，即续韵对曰：‘丹城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10]宪宗时，刑科给事中毛弘，曾多次规谏皇帝。“慈懿太后崩，将别葬。毛弘偕同官三十九人抗章极谏，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争之，伏哭文华门，竟得如礼。弘在垣中所论列最多，声震朝宁。”宪宗对毛弘“颇厌苦之，曾曰‘昨日毛弘，今日毛弘’”[11]毛弘仍然不停止进谏。 　　正德年间，武宗嬉怠，盘游无度，“是年，帝始巡游塞外，营镇国府于宣府”工科都给事中石天柱率同官力谏。“孝贞纯皇后将葬，帝假启土为名，欲复巡幸。”廷臣虽谏，帝意不回，天柱思所以感动之者，乃刺血草疏。略曰：“臣窃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亲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报之于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写臣心，明臣愚忠，冀陛下怜察。”当天柱刺血时，恐为家人所阻，避居密室，虽妻子不知。既上，即易服待罪。闻者皆感怆，而帝不悟也。[12]崇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