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吴稚晖跨越五十年恩仇.docVIP

章太炎与吴稚晖跨越五十年恩仇 　　要论近代有名的“疯子”，章太炎和吴稚晖都榜上有名。前者一生,傲岸不群，如猛虎下山，横扫千军；后者一生，却精灵古怪，雅好以恶作剧取乐，似乎总是童心未泯。在好斗使气，懒得理会人情世故方面，两人却又很是相似。他们的言行，多放纵不羁，特立独行，或“大逆不道”，得饶人处不饶人，常常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没有一点中庸气象。 　　 偏偏这两个人，在人生观念、文化见解、政治信仰上针尖对麦芒，不可调和，而时代和命运又一度把他们安排到一起，其间，私事公事天下事，一齐迸发――疯子对疯子，免不了大演“龙虎斗”。此时此境之下，想要没有传奇与纠葛都难！ 　　英雄入狱 天地悲秋 　　 1903年闰五月初，一群中西捕探持着拘票，冲进上海爱国学社。章太炎在客室正襟危坐，静候着他们，双方一打照面，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言毕，从容就捕，被带到巡捕房。 　　 之前，他并非不知道一点风声；管事的租界当局，也并非十分乐意抓他――后者早已在有意无意之间，向包括前者在内的革命党人，释放出不祥信号。只要不是有意滞留，这些不安分的革命党人，总能轻而易举地捕捉到信号，然后从容逃逸。 　　 山雨欲来风满楼。 　　 早在1902年，《苏报》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合作，鼓吹反清革命，双方约定，学社教员轮流为报纸撰稿，而报馆则每月赠学社一百元，以济其经费空缺。自此，《苏报》言论日趋激烈。学社的章士钊出任该报主笔之后，更是刊出不少“放言革命”的文章。其中，尤以推介邹容《革命军》的文章（其中一篇为章太炎的《序〈革命军〉》），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社会反响最大，可称振聋发聩。章太炎等人的被捕，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留日时倡导反清救国，是留学生中有影响的人物，后来回国在上海，寄居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两人志气相通，故相谈甚欢。1903年，被誉为近代中国“人权宣言”的《革命军》脱稿，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由大同书局正式出版。书中大呼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主张以美国为师，建立共和，并誓要与清廷“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主权外来之恶魔”。其言论之大胆，如黑夜闪电。故一出版即不胫而走，一时洛阳纸贵，销行达百万以上，成为清末最畅销的书籍。章太炎为之作序，称赞此书为“义师先声”；他自己还另外作有一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既驳康有为之谬论，又与邹氏相呼应。康有为说“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又说今日“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中国人未便进行革命。章太炎文章中则说，按世界通例，推翻专制，流血牺牲，不可避免，革命，不但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且“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对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清廷当然不能容忍，故严谕两江总督予以拿办。命令一级一级下达。不想，《苏报》和爱国学社都在公共租界以内，享有治外法权、不服清廷法律管制的租界当局，却不吃天朝秩序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那一套。他们以保护政治犯为文明国家的通例作为挡箭牌，拒不听令。清廷无法，只有改变策略，依法起诉爱国党六人，又加派候补道员俞明震来沪查办，欲与外国领事团交涉，由租界当局逮捕并引渡章太炎、邹容诸人。后来，经磋商妥协，双方同意捕人，但约定在捉拿以后，须在会审公堂由中外官员会审，如果查实为有罪，亦须在租界之内办理。 　　 在此前后，租界当局已经屡屡传讯章、邹及涉案的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名为问话，实则表示保护，所问问题，不过是“你们只是读书和批评，没有军火吗”之类，还暗示各人，令其早日出走，并不会严办。后来签发拘票，也早已有风声传出，故章士钊诸人，还有之前已经负气的蔡元培，皆能从容离沪躲避。在章太炎被捕的头一天，还发生了探捕大闹《苏报》馆一事，他们出示了捕人牌告，并锁走报社司账一人。当晚已经得到了消息的章太炎，要是一走了之的话，就不会有第二日的被捕了。 　　 黑云压城城不摧。 　　 章太炎坐牢，实是他自己求仁得仁的举动。他见旁人皆遁，自己却独不肯去，并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廷查拿，已经七次，现在是第八次，我志在流血，何必逃走！他还劝诫邹容不要逃逸。邹容毕竟年少，定力不足，所以最后在章被捕那一天，还是从后门逃走。但经章太炎入狱后“驰书劝之”，以大义相招，隔一日，邹容即自行投狱。 　　 这便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上海《苏报》案。 　　 当月14日，该案正式开庭审判。整个审讯时断时续，清廷摘取《苏报》言论，指控章太炎等“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章邹两人则直言不讳，大胆承认自己就是“反动文章”的作者，但对清廷的指控，则一一驳斥；章太炎在法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