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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对管理学的贡献 价值中国推荐?2012-01-08 16:29:40?《管理学家》?解读此文?收藏此文 1954年，德鲁克出版《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开启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新时代。南京大学商学院赵曙明教授认为：“现代大部分流行的管理思想和实践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根源。粗略列举一下，就可以包括：目标管理、参与管理、知识员工管理、客户导向的营销、业绩考核、职业生涯管理、事业部制分权管理、企业文化、自我管理团队等。”的确，彼得 德鲁克对管理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虽然德鲁克声名日隆，但在现代管理的发展史上，对德鲁克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崇拜者将其视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之父”，认为不了解德鲁克的思想就谈不上现代管理。排斥者则把德鲁克看作一名记者，认为德鲁克从事管理研究“离经叛道”（米塞斯语），难登高等学府的大雅之堂。对德鲁克评价上的这种差别，使人不禁想起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梁启超曾在《时务报》上挥斥方遒，一支笔搅动了维新变法的阵阵浪潮，推崇者把梁启超当作时代领袖和学界楷模，然而不屑者则认为梁启超不过是谙熟新闻记者笔法，学问远不如乾嘉朴学厚实凝重。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相差一个世纪，远隔两个半球，治学领域如此不同，但所遇到的褒贬路数却极为相似。看来，在学术和思想上选择不同取向的名家，注定要遭受这种叩问。 对于德鲁克的评价，当今管理哲学翘楚查尔斯 汉迪的观点可以作为一个注脚。汉迪尽管对“大师（guru）”一词颇有微辞，不屑于大师的头衔，但他还是指出了大师与学者的不同。汉迪半揶揄半赞扬地解释“大师”道：“他们担任诠释的角色，将有效的观念与方法传播出去。他们是管理学的蜜蜂，在全球各国嗡嗡地飞来飞去，写书、演讲、担任顾问。奇怪的是，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很少选用他们写的书籍当作教材。这是因为大师的著作是写给忙人看的，而不是为勤奋的学生写的。大师的演说必须引人入胜，具有激励人心的效果。他们的观念必须容易记住，让听众与读者当下便觉得与自身相关，甚至给人们赚回票价的成就感。世界变得越快，这些蜜蜂就越重要。大师带着观念，从一地飞到另一地，足迹所至，管理观念的整理与修改也随时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德鲁克的两种评价，实质是一件事物的正反两面。褒扬者是因为德鲁克注重管理的经验和实践，排斥者是因为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过于零散和经验化而难以归纳为逻辑严密的条条框框。 与上述评论不同，管理思想史学者丹尼尔 雷恩认为德鲁克的“主要贡献在于管理实践领域”。汤姆 彼得斯从管理职业和咨询角度认为：德鲁克“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现代管理；他使作为一种职业的管理研究和管理艺术增加了可信度和清晰度；他为认识和解决企业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了一整套综合性的结构工具包。 显然，不论是哪种看法，都注意到了德鲁克非同凡响的两点：一是思想的领先性，二是管理的社会性。首先，德鲁克超前地提出了一些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提醒管理者为解决未来的问题做好准备。例如，“知识工作者”概念的提出，使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企业管理者认识到，即便企业结构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但是知识员工已然不同于原来的体力工人，在此基础上，德鲁克进一步阐明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社会力量，以及实际管理者应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够有效地提高知识员工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对“管理”进行界定，并明确“管理者”的使命和职责，试图给管理权创造相对坚实的基础，不至于成为非法权力。例如，德鲁克将管理视作一种职业，就是在社会意义上看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管理寻求自治的合法基础。 在研究者众说纷纭的时候，德鲁克如何看待自己对管理的贡献呢？1999年1月18日，德鲁克在自己的私人信笺中写下四点：第一，“早在60年前（1939年—笔者），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第二，“尽管管理一开始侧重企业管理，但是管理不仅仅是企业管理，而是控制现代社会所有机构的器官”；第三，“我确立了管理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第四，“我从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这些角度来研究这门学科，尤其是从责任的角度进行研究，把管理视作一门真正的人文艺术”。 德鲁克本人看重自己对社会“已经发生的未来”（Landmarks of Tomorrow）的及时诊断，通过著书立说、顾问咨询等方式，将自己的诊断结果告诉公众。具体来说，在德鲁克本人的观念里，他看重的是，自己能够在其他人之前，预见到“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并根据自己的洞见，描述了“新http:///news/FB7BF38B6CC16A9E.Html社会”（The New Society）的种种特征，在这个充斥着大大小小组织的新社会里，管理逐渐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需。德鲁克比其他人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