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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4 生物技术的安全和伦理问题 基因身份证 ⑴现在要对个人所有基因进行检测，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有不少基因还没得到确定。即使只是对个别或少数基因进行检测，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现在西方国家对某几种致病基因进行筛检时，接受测定的人也只是有这类遗传病家族史的个人，或这类疾病的高危个人。目的是使他们能及早采取防范措施，如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定期检查身体、适时手术等。 ⑵有某种致病基因，并不一定就会患病。患某种疾病，往往不是由单一原因引起的。况且已知人的很多疾病是多基因病，它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如果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等，往往可以使人避免患上某些遗传性疾病。 基因身份证 ⑶有许多疾病，测定其致病基因是相当困难的。因此科学家认为不如测定其所表达的蛋白质更为快捷、有效。 ⑷基因检测给受试者造成的心理负担或压力必须考虑到。特别是给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之后，往往会使受试者无所适从。 ⑸现在记录有个人某些遗传信息的“身份证”已经出现，但仅仅是试验性质的。至于说拿着它去看病，起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言过其实。 ⑹将“基因身份证”上记录的信息和它的作用等问题弄清楚之后，才能决定要不要它。比如，现在有的试验性基因身份证仅仅记录个人特有的某一对或某几对等位基因信息，它可能在验明正身方面起更大的作用，这类基因身份证要它也无妨。 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的区别 治疗性克隆是指，“利用克隆技术产生特定细胞和组织（皮肤、神经或肌肉等）用于治疗性移植”（国际人类基因组伦理委员会，1999年3月）。 生殖性克隆是指，将克隆技术用于生育目的，即用于产生人类个体。 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的区别 治疗性克隆跟干细胞研究密切相关 干细胞按来源不同又可分为胚胎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两大类。胚胎干细胞是来自胚胎；成体干细胞是来自于已出生的人的体内，如人体各种组织中干细胞。 干细胞可以通过以下四个途径获得：① 从体外培养的胚胎中获得；② 从早期流产的胎儿中获得；③ 从克隆的胚胎中获得；④ 从成体中获得。 试管婴儿与“设计试管婴儿” 所谓“设计试管婴儿”，实际上就是指体外受精形成的胚胎（几个细胞期）在植入母体孕育前，根据人们的需要，将胚胎的一个细胞取出，进行某些基因检测。当检测结果符合人们需要时，再把胚胎植入母体孕育。 一般我们所说的做试管婴儿，不必经过基因检测这一步骤。 试管婴儿技术引发伦理问题的争论 代孕问题的提出 ① 有的妇女有健康的卵巢，但因癌症而摘除了子宫，或子宫有毛病，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在自身子宫孕育胎儿，而需要借用别人的子宫帮助孕育胎儿，这样就提出了代孕的问题。代孕开始时并不具有商业性质，只是出于亲属之间的情谊互相帮忙，再加上由于精、卵是来自夫妻双方，因此并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议。 试管婴儿技术引发伦理问题的争论 代孕问题的提出 上述这种亲属间代理怀孕的情况毕竟不多，而有些子宫健全的妇女，为了免受怀孕和分娩痛苦的折磨，或者为了保持自己苗条的体型，也要求别人替自己生个孩子，这样就引出了一系列伦理争论。在英国、美国等国家，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代孕行业，这些“出租子宫”妇女的情况很复杂，但是她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穷人，替人家生个孩子所得到的报酬，足以应付经济上的燃眉之急。 试管婴儿技术引发伦理问题的争论 代孕存在着风险：如果生下的孩子有残障，谁都不想要怎么办？如果代孕母亲在怀孕过程出现生命危险怎么办？这是金钱所无法弥补的。 对所生下的孩子会造成诸多的心理、社会和法律问题。首先，代孕母亲怀的是孩子，而不是物。经过十月怀胎，代孕母亲与孩子之间会产生强烈的骨肉之情。如果代孕母亲不愿把孩子交给委托方怎么办？其次，代孕母亲怀的胚胎，可以是委托方精、卵培育的，也可以是用代孕母亲的卵子与其他人精子培育的，还可能怀的是与委托方、代孕母亲毫不相干的胚胎，甚至有的代孕母亲怀的是自己女儿和女婿的胚胎。这样，生下的孩子能在这么纷乱的关系中摆平自己的心理吗？难道孩子不会觉得自己是人们出于某种需要而制造出的“玩意儿”吗？ 试管婴儿技术引发伦理问题的争论 现在有的同性恋者也提出用自己的生殖细胞在人体外受精，由代孕母亲替他们生个孩子，这样岂不造成社会混乱，严重损伤了后代的利益吗？ 子宫有问题的妇女，不见得非得要用代孕的办法生孩子，她们可以通过领养的途径得到。 从法律角度来讲，代孕妈妈与所生孩子的母子（女）关系是法律上所承认的。事实上，香港地区就有明文规定，代孕者与孩子是亲子关系，法律不能强制放弃。 如果供精、供卵、体外受精、代理母亲技术相结合，一个孩子最多可以有二父三母：两个父亲——供精者、养育者；3个母亲——供卵者、代孕者、养育者。“生我养我就是父母”，对于这样传统的父母标准，在5个爸爸妈妈面前，孩子、家人该有多少困惑？ 在很多凝聚了众人心血的小生命诞生后，他到底是谁的？从基因角度说，孩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