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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与政治的相关性研究 邓大才?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是否有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土地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时期的问题，中国没有大地主，以自耕农为主，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以称为“无关论”；第二种观点认为，土地是中国传统经济时期最核心的问题，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称为“相关论”。同时对于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两个视角：从宏观上进行分析和从微观上进行研究。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土地与乡村政治无关 　　土地占有不存在严重的不均问题。有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大地主并不多，中国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并不是一个焦点问题，也不是革命的理由。著名的美国农业经济家卜凯曾经解释，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农村的基本问题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完全无关，中国农村问题在于缺少改进农业的技术和政府无力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农民无法更加有效地经营土地。卜恺将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归结于“技术短缺”。 　　马若孟也赞成卜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土地问题，中国鲜有大地主，是小自耕农的天下，如果没有天灾人祸的影响，土地问题不会变得更加尖锐，“土地问题和农民的苦难只是在发生严重的天灾人祸干扰时才变得尖锐起来”，他认为农村最关键问题就是“缺少促使农业技术迅速进步的制度”。马若孟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结于缺少能够提供新技术的制度，可以说他既是“技术派”，也是“制度派”。 　　秦晖先生也持此类观点，认为关中地区土地占有极为分散，“无地主”、“无租佃”，是一个自耕农的世界。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确存在土地不均问题，但最大的问题不是土地分配问题，而是农业技术与农民组织问题。费正清与费维恺也有类似的观点，晚清中华帝国“大地产的罕见、小块的家庭农田以及典型的土地小型化，都是传统继承习惯造成的部分结果。”这些学者认为，传统中国根本不存在土地问题，土地占有也并非严重不均，甚至认为传统中国根本不存在大地产、大地主。学者们否认传统中国是一个地主制经济社会，地主制经济不是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 　　土地占有与乡村政治没有必然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不仅不存在大地主、大地产，而且农民占有土地的数量与其在村庄的地位和权力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张仲礼认为，绅士管理乡村的职责与其私人土地的占有及所在地点无关。绅士对土地的占有，是他们在社会上拥有权力的结果，而不是先决条件。弗兰兹?迈克尔在为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研究》作序时说，绅士对中国社会的管理，包括经济方面的管理，并不是依赖于其对土地的占有。他认为，中国绅士在职责上也并不像英国乡绅那样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绅士并不是“地主绅士”。在弗兰兹?迈克尔为张著再版作序时，仍然强调这一观点，“中国绅士的地位不是来自地产，而是出自对教育的垄断。由功名作为凭证的教育使绅士有资格向国家和社会提供重要的服务”。黄宗智先生则从自耕农的角度说明了村庄内向性治理的形成，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化程度低、自耕农比重大，村庄与外部交往少，所以国家政权对村庄的影响大，国家通过税赋渗透进村庄，而村庄阶级没有分化，没有显赫的人物和组织抵抗国家政权，因此加剧了村庄的内向性。李怀印则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了优越的生态环境、集体利益是形成乡村自治的原因，土地因素与村庄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士绅的治理主要依靠声望。 　　士绅的权力和权威来源于社会身份和地位。按照张仲礼与弗兰兹?迈克尔的观点，传统士绅对乡村的支配或者影响不是因为他们占有土地，而是因为他们拥有社会权利，对绅士而言是对教育的垄断和身份资格，尔后才获得土地。对于宗族头人而言，因为是宗族头人，尔后才有拥有土地。也就是说，士绅和宗族头人对村庄的支配和权力的拥有是社会因素，不是经济因素，更不可能是土地因素。土地占有并不是士绅和宗族头人拥有村庄权力的原因，而是拥有权力的结果。瞿同祖也持类似的观点，“尽管大多数士绅成员确实拥有财产，特别是土地，但人们却忽视了一点，即许多士绅像《儒林外史》所述，是在取得士绅身份后才获得土地的。”“中国士绅的特权地位并不纯粹取决于经济基础。士绅的成员身份，并不像有些学者推测的那样来自财富或土地拥有。”瞿同祖的观点是，士绅先有身份，然后再获得土地，土地与士绅身份有一定的关系，但土地与士绅拥有村庄权力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李怀印则认为士绅治理村庄是根据声望，但是其声望究竟如何来则没有做具体的分析。 　　“无关论”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技术、制度和工业才是关键；中国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大地主、大地产并不占主导；农民拥有土地数量与村庄政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素关系；士绅依靠身份和功名等社会因素治理村庄。 　　第二种观点：土地与乡村政治相关 　　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