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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税开征的依据与制度构想 　　一、引言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却日益突出。以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受到人类的质疑，而强调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渐被现代社会普遍认同和接受。水环境是环境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水资源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也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资源，但也是受人类破坏和污染最严重的环境领域。水污染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水污染主要是由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造成，包括工业生产污染源、农业生产污染源和城镇居民生活污染源三部分。 　　在我国每年约有 1/3 的工业废水和 90%以上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或间接排入水域，全国有监测的1 200 多条河流中，其中 850 多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符合国家一级和二级水质标准的河流仅占 32.2%,90%以上的城市水域也遭到污染。 　　日趋加剧的水污染，已对人类的生存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成为人类健康、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如何治理水污染，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保护水环境近年来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焦点。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水污染税是引导经济主体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水环境的有效手段。面对日益加剧的水污染，我国应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开征水污染税。 　　二、水污染税开征的理论基础 　　 　　（一）负外部性理论外部性理论源于 1890 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在此基础上，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首次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对经济活动之外的其他人造成的影响，给他人带来收益是正外部性，给他人带来损害或成本强加于他人是负外部性。[1] 　　环境污染则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表现。当存在负外部性时，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此时市场是失灵的，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 　　如图 1 所示，市场主体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污染，成本外溢，此时边际社会成本 MSC =边际私人成本MPC+外部成本 EC,依靠市场决定的均衡产量为 A 点所决定的产量 QP,高于 B 点所决定的社会最优产量 QS.针对负外部性的市场失灵，政府应采取适当的经济手段来进行干预，庇古认为政府可通过向企业征税来矫正负外部性，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使 MPC 向 MSC 靠近直至相一致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种税就称为庇古税，庇古税是目前所公认的环境税的理论来源之一。【1】 　　（二）公共产品理论大部分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纯公共产品具有二个典型的特征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水资源是属于公共资源类产品，具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公共资源由于产权不明，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在缺乏约束的条件下，明知会造成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但为了自身经济利益，每一个理性人都想尽可能从这一环境资源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就产生了哈丁“公地的悲剧”现象，导致了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污染。[2] 　　为了避免公地悲剧，政府可通过征收环境污染税，要求纳税人为损坏水环境和使用水资源支付相应的“价格”,引导纳税人减少环境污染和对公共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 　　（三）水污染博弈论基础水污染税的征收，博弈论也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市场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会选择排污，而不会选择消除污染。如果某一企业要投资消除污染，那么它会因此增加生产成本，产品价格也会相应提高，从而影响产品销售和企业利润。因此，每一个理性人都会选择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进入纳什均衡状态。假设在没有政府管制的市场环境里，有 A、B 两个相同的排污企业，两企业的可选择的策略是排污和不排污，两个企业都对外排污时，收益分别为 10 和 10,此时社会收益最低。对外都不排污的情况下，环境改善，收益分别为 20 和 20,社会收益最大。一企业排污，另一企业不排污时，不排污企业由于治污投资成本，收益下降为 8,排污企业相对收益为 15.企业支付矩阵如表 1 所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两个企业博弈的最优策略都是排污，即策略组合（排污，排污）构成企业排污的纳什均衡解。【2】 　　 　　由此可看出依靠市场阻止企业排污是失灵的。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理性人的企业在环境保护问题上非合作博弈的最终均衡解必然是建立在环境的负收益的基础上的囚徒困境。为了公众以及下一代利益，政府必须作为代表公众利益的博弈方，通过开征水污染税来减少水污染。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1987 年，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所谓可持续发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