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溯明清家具“书房文化”之道.docVIP

探溯明清家具“书房文化”之道 　　莆田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该联典故源自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廷试后偈御，榜眼陈俊卿答帝问之佳句。其时，高宗见状元黄公度、榜眼陈俊卿都来自福建莆田时，深感惊异，当帝问“卿乡土何奇？”时，榜眼陈俊卿作如是答问，一语道出莆仙人勤奋进取的求学精神。莆田之所以被誉为“文献名邦、海滨邹鲁”，是因为从古至今都人才辈出，历史上，由莆仙两县组成的古兴化府、举进士者多达2400多名，其中全国级的文武状元22名、宰相14名、尚书（中央政府各部部长）近70名，是历史上在全国排名最前面的科举名邦之一。当前，有7000多位教授以上高职称的莆田籍人才遍布全国，其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6人（有2人为两院院士），更有近3000名莆仙籍专家学者遍布国外。 　　莆仙悠久的尚学传统，孕育了莆仙璀璨的人文历史。同时，向来以“精微透雕”著称的莆田传统工艺美术也是历史悠久，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的发源地之一，3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了陶轮、瓷砖工艺，进入北宋时期，在仙游籍国师蔡京提倡下，仙游工匠就把京都宫廷器用与书画工艺有机结合、制作出木雕家具，首开“仙作”木雕家具工艺的先河。仙作工艺发端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即使到现在，全国还找不到第二处像莆仙这样，既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拥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工艺之地。 　　在尚学和治工两相兼修之下，集“仙作”工艺于大成的仙游，成为“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和“中国古典家具品牌城市”，也是历史的必然，而红木古典家具作为传统文化和工艺传承的载体，毋庸置疑，当以其中的书房用品系列为最高表现形式。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谈谈：为什么说“书房用品系列”是红木古典家具的最高表现形式？藉此追溯红木古典家具行业“书房文化”的人文历史渊源―― 　　1. 从历史沿革来看 　　明清两代的家具制作，造就了中国乃至世界家具文化的一个高峰。而明式家具的发端，从传世家具实物以及文献记载中都可以看到，主要集中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富庶之地。自明代起海外各式硬木种材的流入，生活在江南地区的许多文人雅士，基于对古董珍玩与琴棋书画的特殊爱好和功能要求，使得家具在选材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后，这些文人对家具的形制、修饰和种类等等，有条件做更深入的研究。一直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从产品不难看出，仍只有江南地区的风格流派和工艺特征最具底蕴。这些风格鲜明的新巧家具因为文人参与设计，不但从品种和形制方面得以丰富，而且还因为文人的积极倡导，形成了独有的红木古典家具文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源自红木艺术的审美观与哲学观。 　　特别有意思的是，明中期以后，当时的人们把花梨、紫檀等有着天然美丽花纹的种材竟然统称为“文木”。这不是臆测，从字面上不难理解，这是指“文人选用的木材”，用“文木”制成的家具当然就是“文人家具”，而“文人家具”作为各式书房用品发挥各种功能，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红木古典家具因文人的所好与所用，推动着家具的品种与形制等方面的发展，其最高表现形式非书房用品而无他，是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推敲和时间的考验的。 　　2. 从书房的功能来看 　　《庄子?田子方》中有一段“解衣画史”的典故：描写的是宋元君召集众多画师来作画，大家接受旨意后便在一旁恭敬地拱手而立，舔着笔，调着墨，站在门外恭候的人还有许多。只有一位叫田子方的画师跚跚来迟，他的举止与众不同，接受了旨意后不是恭候站立，而是回到自己馆舍里去了。宋元君派人去观察，发现他把房子关着，已经解开了衣襟，一个人裸露身子，伸腿而坐，酣畅漓淋地在那里作画。宋元君说:“好！这才是真正的画师！” 　　“解衣画史”的典故所反映的只是书房承载文人情怀，表达文人情趣的一个缩影。就像红木古典家具已经超出了单纯作为器物使用的范畴，书房也不再仅仅是个藏书读书、吟诗作赋的雅居，她更是文人藉以追求情态自由的心灵宿地；也超出了其仅仅作为空间的概念。所以，在很多流传至广的故事中，我们总是不难看到文人的爱情总是有意无意的，发生在闺秀的闺塾和书生的书房这种地方，这既反映出普通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唯美追求，也深刻地反映了文人纯净、恬淡、不事张扬的道德追求。在文学家优美的叙写下，书房是重要而私密的社交场合；而在政略家的宏大叙事中，书房更是他们韬光养晦、经邦治国之所在。 　　由此说，在中国传统的家居文化中，在空间的使用和理解上，书房是最高表现形式，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3. 从红木古典家具的种类来看 　　20世纪40年代，我国研究明式家具的学者杨耀在论文里首先提出明式家具分类的主张，按使用功能为：凳椅类、几案类、橱柜类、床榻类、架类、屏类。在各类家具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典型的适合于书房内使用、陈设及装饰的形制，如坐具类中，明仇英《饮中八仙歌图卷》中的扶手式躺椅，亦座亦躺，既茗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