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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型障碍及对策 　　[摘 要]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这种转型尚面临诸多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为此政府要转变经济发展的理念，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强化投资约束机制，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改善民生。 　　[关键词]投资驱动； 消费驱动； 增长方式转型 　　近年来我国逐渐形成了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大规模投资，尤其自2002以来，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超过了最终消费支出，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如表所示）。这种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获得的，虽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造就了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其固有的内在缺陷加深了我国经济社会矛盾，使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增长缓慢，妨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造成资源损毁环境破坏，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反观世界上其他幅员辽阔的大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采用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将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1979年～2008年，全球投资的贡献率仅为23.5%，而消费贡献率为77.4%。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消费贡献率更是高达89.7%、73.6%、69.2%和91.8%；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2.6%、75%、70.3%和69.1%，都远高于中国。采用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改善产业结构，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损毁，减轻经济的周期波动，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更为重要的是，采用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有利于改善民生，真正实现科学发展。然而，由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目前还面临诸多障碍。这种障碍主要来自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一、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型的障碍 　　1.从中央到地方对GDP增速的狂热追求，助长了投资需求的膨胀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政府发展???济的愿望非常强烈，希望通过GDP的高速发展来迅速拉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从1979年～2009年，我国GDP保持了年均9.9%的增速。同时，按经济发展速度来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机制，激发起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由于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着强大的资源控制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使得这种投资冲动转化为高投资率，并且更多地表现为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这种靠高投资实现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资本、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等有形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而不是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这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的。正是畸高的投资需求，把消费需求压到了谷底。 　　2.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 　　目前我国在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且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4.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上升25.4%，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4.1%和17.9%，均低于前两者的增速。工资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因此，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国民收入这块蛋糕中，居民收入所分???的份额却相对减少了。据统计，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一般在55%以上）；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自然就弱。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40.4%，城镇为36.3%。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如此之高的比重，可见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之低，自然用于其他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就更少了。 　　3.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从整体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为我国带来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也在同时拉大。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群体收入差距等多个层面。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一国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中国为10.7倍，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日本最低，只有3.4倍。一般来讲，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会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高收入者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