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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工程”建设中隐忧 　　十年浩劫，“大革命”变成了大破坏：事业凋蔽，斯文扫地。痛定思痛，改革开放的中国，终于把国家发展的方向锁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革命”的话语渐告衰歇，“建设”的话语应运而起。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转变，代表了经过百年历史反思的中国人在历史观和价值观上的深刻变化，也带来了百年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如果说“革命”虽瞄准了建设未来理想的蓝图，却必须从“破坏”（且常常是“彻底破坏”）开始的话，那么，“建设”则必须从现实出发，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如今，“建设”的话语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人谈“建设”、天天喊“建设”、行行搞“建设”。既然要“建设”，那就要有目标、方案、时间表，有“投入”有“产出”，有“功”有“程”，以便循名责实。于是，一切“建设”皆可纳入“工程”（古来“工”“功”有通用之处）视野：社会建设是工程，文化建设也是工程，以至于道德、学术之业，莫不可以“工程”建设之。如此建来建去，如同颇具象征意义的中国城市道路，不禁让人对“建设抑或是破坏”心存忧虑。近来，“‘211工程’三期建设”在即，笔者寄身大学一隅，作为“建设”或“被建设”者与闻此事，此忧益迫，不得不亟言之。 　　一项事业的建设是否真称得上建设，无非取决于目标和手段两个方面，即目标的正当性、可行性，以及手段的合理性。“211工程”以中国在21世纪建设成100所世界一流大学为追求，目标不可谓不正当；至于其是否可行，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尤其在“被建设者”中。我们不准备介入这场争议，姑且假定它是可行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建设，即手段是否合理的问题。 　　手段是否合理，关键要看建设的途径、方式和方法是否符合被建设对象的内在本性和发展逻辑。在我看来，“211工程”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破坏隐忧，就是与学术发展逻辑的相背离，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用工程思维来规划、规范一切学科的发展。 　　“211工程”以“工程”为名，只是一种隐喻，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可以把大学的学科，当做像修铁路、造桥梁、建工厂那???的工程来建设。道理很简单，那样的工程是学科，但就学科性质来讲，它们属于技术或技术综合学科；在它之上，还有应用理论和基础理论。理论的使命在于求真、在于新知的生成；技术的使命在于致用，直接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尽管从社会总体上来看，理论和实践、从而理论和技术是在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中向前发展的，但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作为个体的学者只能在特定类型和层次的知识领域中开展工作，他（她）也只能以这种特定方式进行知识、理论创新，服务总体社会。以工程思维来规范、规划所有学科和所有研究，实际上是用技术逻辑取代理论逻辑，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取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逻辑，这不仅会强人所难，也将使“学术”变质，使得“学”不成“学”、“术”不成“术”。 　　其二，用行政的逻辑支配乃至取代学术的逻辑。 　　作为走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面对西强中弱的历史态势，中国百余年来教育的现代化，主要是以国家为主导（通过国家规划、制度强制），在借鉴外来经验（特别是西方经验）基础上自上而下展开的。这一历史路径和发展机制，使得行政权力成了影响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年专制集权历史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能无视这一强大的历史惯性，甚至有必要“断裂”与传统的联系；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在国势贫弱、内忧外患频仍的情况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央政权，无疑是消除分裂势力、消弥内部纷争、降低内耗，有效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集中建设和重点突破所必须。但是，这也形成了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局面：政府集规划管理、评估评价、资源分配于一身，行政权力无孔不入。于是，国家在造就各种现代社会组织、各项现代事业的同时，也造就了这些组织和事业对于行政权力的严重依附关系，难以形成行业自主自律意识。在中国走出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日益发达、民间社会逐步兴起、行业自主自律需要日趋迫切的今天，这种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本身就需要改变和改革。 　　“211”工程恰恰是在行政权力起主导甚至支配作用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建设的。行政组织倾向于用规范化、标准化和统一化方式来管理学术。工程思维所以大行其道，主要在于它与行政主义的这种内在契合。 　　早在1906年，科举废、学校兴，当时的人们普遍沉浸在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当中，以为“学校虽劣，犹愈于科举”，自此以后，中国“学术当日进”。面对此情此景，思想老辣的章太炎发表了虽略显极端（如把官学和私学对立起来）、却充满忧虑和深意的惊世骇俗之论：“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他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文史之学：“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