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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老龄化大考 　　经济腾飞的翅膀刚刚张开，中国便跨入了“老龄化”的行列。 　　当家庭养老之忧演变为社会之忧，制定国家养老战略变得刻不容缓。 　　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在社会保障安排上、在人际关系协调上、在老年社会服务上作出调整――是中国必须交出的答卷。 　　这既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更考验着政府的魄力。 　　直面：养老困境 　　对于快速到来的“老龄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和严峻的养老问题，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显得措手不及。 　　1982年，作为代表，中国社科院教授熊必俊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熊必俊第一次对“老龄社会”有了具体的理解，即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社会总人口的7％。便称为“老龄社会”。进人老龄社会，意味着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消费模式等都会发生巨大变化。 　　1999年。当中国步入老龄社会后，熊必俊不仅关注起老龄社会的走向，更将精力投入到老龄问题的研究中。在他看来，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是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还没准备好，便踏进了“老龄化”的门槛。 　　 　　未富先老 　　 　　1980年，日本社会“老龄化”来临时。人均收入已有5000美元。其他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收入也都在5000―10000美元，而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收入不足1000美元，就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人均收入也不足1500美元。而在我国1.67亿老年人中，还有超过7.1％的贫困人口。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强调说，从没有一个国家尚处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便开始老龄化。 　　“未富先老意味着社会能提供给养老的资源短缺。”熊必俊说，“而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势头猛、规模大，同时伴随高龄化，这些都加重了未富先老的难题。”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中国预计为27年。 　　2020年，中国老年人将达到2.48亿，8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3067万。 　　2020－2050年，中国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8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9448万。这30年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36％，相当于??国、法国的2.4倍和2倍，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的1.9倍、1.8倍和1.7倍。 　　看似简单的数字意味着“人口红利”机会之窗的关闭。“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利用这样的条件发展经济，所得的收获被经济学家比喻成人口带来的“红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上升，“人口红利”的现象凸显。恰好我国就在这个时候发动了经济改革，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的机会，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在起步发展中收获了成本优势。但由于中国老龄化的快速到来，“人口红利”的机会之窗正逐渐关闭，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力，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家庭难担养老之重 　　 　　北京的胡老太40岁时守寡，辛辛苦苦把一双儿女拉扯大，心想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可儿女们大学毕业后都到了外地工作。胡老太只得独守“空巢”。长期的孤独寂寞使她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彻夜难眠、精神恍惚的胡老太基本不能照顾自己，晚年毫无幸福可言。 　　胡老太的不幸折射出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人口寿命的快速提高。给中国的家庭养老带来了巨大冲击。 　　高龄化的现实导致中青年人不得不承担对“中”老人和“老”老人的双重赡养责任。另外，人口流动以及家庭的小型化冲击了家庭原有的代际抚育的完整功能。目前，家中只有二老、子女在外的空巢家庭在城市相当普遍，全国老龄委公布的《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老龄空巢家庭的比例超过50％。 　　而在农村，中青年人外出打工，老年人留守已成为常态，农村留守老人多达6000万。农民进城务工瓦解了农村老人可以依赖终生的家庭照顾网络。市场经济也导致了价值观的改变，孝道伦理受到冲击。现在农村的流动人口约为1.5亿，在接下来的20年中可能增加到3亿。农村家庭养老无以为继的问题将愈演愈烈，全家团聚、其乐融融的景象一年中除了春节那几天已经基本消失。近几年，老人与儿女打官司签订家庭赡养协议的事屡见报端，法院判决难执行的案件比比皆是。 　　而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状况比物质赡养更加堪忧。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99％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但老人获得的福利却呈下降趋势，50％的子女无暇顾及老人的感受。 　　 　　社会保障缺位 　　 　　在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却未能及时“补位”。在我国1.67亿老年人中，只有5000多万老年人能够享受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