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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一次不同寻常考试 　　编者按：方晓红，长期关注大众传播与“三农问题”，被誉为中国“大众传媒与农村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新闻学首批女博士后，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由赵静、陆高峰根据方教授口述整理。 　　 　　1977年12月11日至13日，这是冬日里平常的三天，这又是不同寻常的三天，全国570万青年开始争夺27万个大学生名额。他们的年龄介于18至30岁之间。他们来自农村、工厂、牧区、矿山、营房、学校、机关…… 　　这一年，恢复高考。我也是“570万”中的一个，幸运的是，后来我又成为“27万”中的一个。只是当时我还未意识到，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读书，对于那个知识无用的时代来说，还只是一种信仰。与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我经历了十年风雨洗礼，青春课本上写下太多的“第一”：第一批下乡的知青；第一批招工进厂的工人；也是第一批恢复高考并被录取的大学生。如今，人生已过半，我幸运地成为中国第一批摘取女新闻学博士后桂冠的学人，成为一名新闻学的博士生导师。当与自己的研究生交往时，他们的青涩、稚嫩，他们的奋发、执着，以及他们强烈的求知欲都会一一给我感触，我感触着他们的热情与梦想，同时也常常因此回忆起30年前的自己。的确，那年冬天发生过一场不同寻常的考试。 　　1968年底，和全国所有城市一样，武汉市的中学生开始大规模下乡插队。大批本应在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全部提前毕业，下乡插队，这就是后来的“老三届”。“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我初二的学业戛然而止。1968年12月31日，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位同学踏上了去湖北随县的火车,插队的地方，叫石佛公社。 　　我自幼喜欢跳舞唱歌也喜欢乐器，没想到，这特长对后来我被招进工厂有着直接的帮助。当时工厂在我们心目中地位之高，现在的青年人无法想象。招收我为工人的厂叫随县棉纺织厂。第一次走进这个工厂，就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当时是夏日的下午三四点钟，我和同伴们还正在出一天中的第三次工：夏忙时期，每天共出四次工，清晨晓星出来，出第一趟??，太阳出来时收工，回家做早饭，吃完后出第二趟工，直到太阳从头顶上直晒下来，人的影子完全被踩在脚下时收工，做饭吃饭同时可以休息一会儿，这个阶段被称为歇晌，下午3点左右开始出工，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太阳完全落山时收工，最后一趟是吃完晚饭后，在黑灯瞎火的秧田里，因为要扯秧苗留给第二天用。待到此时，人已经是完全筋疲力尽了。而我在工厂三四点钟时看到的却是，早班工人已经下班，中班工人刚刚上班，许多人在广场上正在摆放自己的小凳，因为那天是星期六，晚上要放电影。一边是悠闲地等待着看电影的青年男女工人们，另一边是顶着酷日晒得已经无汗可出的我的年轻的伙伴们。这种震撼，令我今天回忆起来仍觉感慨。 　　纺织女工需要一副好眼力，而我是近视眼，本不能进棉纺织厂，但由于我履历上记载的以及现实中所表现的文艺特长，在体检上的这一关，被轻易地化解了。我破例被招进了随县棉纺厂。我曾写过一首诗，极度兴奋地夸耀自己“终于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1977年的确值得我们珍惜。持续若干年的将“推荐选拔”视为正统的局面由恢复高考开始被打破，一代知识青年积极响应。我试着去报名，却得到万分沮丧的消息：作为初中生，我是超龄者，不能参加高考。我几乎被打蒙过去，可我不甘心，试着给县招办领导写了封信，说明我的实际情况，表明想上大学的迫切心情。等待犹如煎熬，突然有一天，一个同事用含有几分“敬畏”的语气对我说 ：你认识招办的？招办让你去一下。我的请求终于得到批准！我可以参加高考了！ 　　1977年，“文革”积压了10年的人才一齐涌向高考这座独木桥，竞争甚为惨烈，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同年考大学的现象并不罕见。高考共考四门：语文、数学、政治、历史。我的心里很忐忑。以我当时那么多年未接触课本的状态去考大学，政治要背，历史也要背，数学我又只有初二的水平，好在我的语文还不错。所以，我的家人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发挥优势，我也以“咬牙切齿”的心态投入了复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每天脸部的肌肉肯定是横向发展的。 　　高考前，有个好朋友刚好要搬家，新房子还没搬进去。她就说，我先不搬，给你看书吧！我把行李从宿舍搬到她那儿去，买了很多干粮搁在屋里，白天不出门，打一瓶开水。饿了，吃几块饼，喝点开水，实在困极了，倒头就睡，醒来就背，晚上再去上夜班，白天再呼呼地背，每天处于一个极度亢奋的、忽略一切的状态中。 　　那一年的高考方式在高考历史上是独有的吧，高考由各省自行命题。记得作文题是“学雷锋的故事”。这个题让有些人感到有点“绕”：究竟是讲一个学习雷锋做好事的故事呢，还是讲学习雷锋事迹呢？我右手边的一个考生是我同厂的同事，在考试进行到一大半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