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报道”一个被模糊了概念.docVIP

“负面报道”一个被模糊了概念 　　“负面报道”、“负面新闻”的概念始于何时，暂且无从考据；此说与日俱盛却是有目共睹，并且还派生出了“控制负面报道”、“减少负面新闻”等说法。不仅新闻管理部门在说，有关领导在说，就是传媒业界和学界也习惯了这种说法。 　　究竟何为“负面报道”？比较流行的说法，所谓“负面报道”，包括了自然灾害、安全事故、治安案件、社会丑恶现象等――举凡“天灾人祸”，莫不包揽其中。有些学者在研究“负面报道”的概念时，也只是盯着“天灾人祸”这类“坏消息”层面。如果局限于此，也就罢了。但如今已被一些人延伸开去，将揭露社会弊端、与舆论监督相关的批评报道，称之为“负面报道”，甚至放大到只要令某些当权者心里觉得不舒服的报道，皆可斥之为“负面报道”。而且延伸开去的说法，越来越无边际、越来越流行。于是，有的腐败官员堂而皇之地操起了“不准报负面”的大棒，不允许对社会问题的探讨，打压批评报道，钳制舆论监督，维护既得利益。 　　舆论监督对端正党风、匡正时弊、严肃法纪的重要意义，本当不言而喻；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重视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这些舆论监督报道是非常积极和非常正面的，可现实中却被某些人扣上“负面报道”的帽子，欲加严控，令人愕然,不可思议。 　　由此看来，真的要好好质疑和弄清“负面报道”的说法了。 　　“非典”过后，当时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了这么一段话：“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我们需要辨别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负面。说我们的不好就是负面消息吗？不是。判定这个报道的正面负面问题，应该从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来考虑。比如对之前SARS的报道，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负面报道。”我很赞赏赵启正这番话，决不能把涉及现实某些问题的报道简单理解为负面报道。 　　如果非要弄出一个“负面报道”的概念出来的话，我想得弄一个不容易产生歧义、任意扩大范围的清晰概念出来。以我之见，报道本身乃至其产生的后果都是负面的，才是真正的“负面报道”。那些与国家大政方针唱反调、违背国家和人民根??利益的报道，还有那些虚假报道，无论从报道本身还是从其产生的后果来看都是负面的，这就是真正的“负面报道”。 　　什么叫“负面”？“负面”是相对于“正面”而言，也可说是“反面”。既然是“反面”，“控制负面报道”的说法就经不起现行体制的拷问了，难道现行体制对反面报道只是“控制”、“减少”？我们不是经常说“要保持一致不要唱反调”吗？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概念，不只是一个新闻理论混乱的问题，也给新闻实践带来诸多困惑。很明显，现在一些人常挂在嘴上的“负面报道”的概念，其实并非真正的负面报道。如果是真正的负面报道，毫无疑问就是要“封杀”了，岂能只是“控制”和“减少”？不排除现实中某些人对“负面报道”概念的偷换和滥提滥用，是有着私利的考虑成分在里面，是为了在一个冠冕堂皇的概念下，达到报喜不报忧、逃避社会责任和舆论监督的目的。他们无意对概念本身进行清晰的廓清、界定和拷问，甚至相反，他们越模糊地使用概念便往往越能随心所欲地对概念进行解释，以逞己志。 　　当然，大多数人对此的滥用，并无恶意。只是未认真推敲，习惯成自然了。但概念的模糊不清，其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有必要予以澄清。 　　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被模糊了的“负面报道”说法的流行和延伸，实际上是混淆了“负面报道”与“负面影响”的不同概念，也就是将新闻报道产生的不良后果即“负面影响”，简单归结为“负面报道”。其实，任何题材的报道如果采编和版面处理不当，都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包括我们习惯说的“正面报道”。 　　宣传一个很好的典型，如果不实事求是，而是任意拔高，就会给人虚假的感觉，导致不可信、不可亲、不可学。时机选择不当，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某领导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典型，但所在单位出现了类似安全事故的突出问题，如果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典型，人们就会猜测是不是想“一俊遮百丑”，好掩盖事故责任呢？这个典型的宣传就有可能因时机选择不当而产生负面影响。总之，先进典型宣传的拔高、时机不当、过分地“轰炸式”渲染，都会适得其反产生负效应。 　　同样的道理，那些事关天灾人祸的所谓“负面报道”，处理得当也会产生正面影响，取得良好效果。事先告知可能发生的灾害，可以警醒人们做好防范工作。灾害发生后的灾情通报，可以让有关部门尽快知晓灾情，及时做好救灾工作。抗灾救灾的现场报道，也能鼓舞灾区人民的斗志、群策群力战胜灾害。 　　在错综繁杂的社会中，对各类型的新闻事件，简单划分为“正面”和“负面”，并不科学。一些人脑子里有些根深蒂固的“负面报道”与“正面宣传”对立的观念，也是需要摒弃的。这种过于简单化的两极思维方式十分有害。我以为，除了那些为了私利而有意模糊概念者外，许多人之所以将“正面宣传”与“负面报道”简单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