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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民间赈灾组织 　　中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水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层出不穷。中国历代政府都把救灾看成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受灾百姓最先想到的也是政府的公共救济。据史书记载，我国早在夏朝就已有官方的赈灾举措。随着社会物资财富的不断增加，民间团体和个人，也开始纷纷参与到赈灾活动中来，成为了中国赈灾史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古代民间组织 　　 　　自然灾难具有不可预见性和极大的破坏性，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大多数民众都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参与赈灾救济。在中国古代，民间赈灾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宗教团体宗教往往以积德劝善作为箴言，并辅之以因缘果报来劝化百姓，因而当面临大的自然灾害之时，宗教团体就会祈福禳灾，并采取具体行动积极投入到地方赈灾活动中来。早在佛教传入的早期，佛寺就以施粥的方式来济贫赈灾，据《魏书》记载，当时的僧尼就亲自主持和收养那些因灾而无力自存的百姓，政府还把他们划归为僧祗户，交由寺院统一管理，并拨给相应的田地作为实物补助。 　　唐代是佛教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都广建佛寺并衍生出众多的宗派。随着寺院经济力量的增强，许多佛寺都积极投身于地方赈灾的慈善活动之中。如唐玄宗开元年间，五台山的清凉寺就专设粥院，在灾年周济贫民。唐宣宗大中七年，“江表荐饥，殍踣相望”，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就施舍粮食，并提供草药给受灾的百姓。 　　地方士绅士绅作为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不仅在文化上具有优势，而且拥有相当的财富。地方士绅在很早的时候就积极投身到地方公益事业之中。明清以后，地方士绅的赈济活动就越发增多，在江南地区还形成了特定的慈善团体与民间慈善组织。 　　士绅深受儒家思想或佛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而在地方受灾时，处于优势阶层的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协助官府组织赈济。如明宣德年间，江西普遍出现饥荒，地方米价腾贵。官府曾考虑开仓平粜，然库存有限，无法满足四乡的灾黎。正当官府踌躇之际，地方乡绅鲁希恭、新淦及郑宗鲁各出粟二千石助赈济，随后又???众多绅民献捐，暂缓了饥民的乏食之困。 　　清代以后，江南地方士绅还组织民间慈善团体，不单将赈济的范围囿于江南地区，还积极投身到全国的赈灾中来。如光绪二年在北方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波及整个华北地区。在这种境况下，无锡富商李金镛、扬州商人严作霖以及徽商胡雪岩等不仅在上海《申报》上刊发《劝捐山东赈荒启》，而且亲自前往山东青州设立江广助赈局，赈济华北灾民。 　　会馆与商会会馆最早出现在明永乐年间，是各省缙绅为便利同籍应试士人旅居而在京师与各省城要地创设的。清代以后，随着全国商贸的进一步发展和兴盛，官宦、商贾、工匠流寓足迹遍及全国，无论是北京、苏州、广州等懋迁之区，还是秦陇、川渝、演黔等边陬之地。都有乡贯设立的会馆。 　　他们不仅给本籍的同乡提供食宿与差旅，还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如清光绪年间，黄河在山东决堤，上海的山东会馆就多次募款赈灾。此外，据史书记载，清中期由于北方频发水灾、旱灾，大量北方难民由于生活所迫，蜂拥至经济相对富足的江南。旅居江南的北方商贾通过会馆，组织人员就地安民，给衣御寒，施粥糊口，对于那些想返回故里的同乡，还给予斧资，助其返乡。 　　慈善家明清以来，在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慈善家。慈善家有别于一般的地方乡绅，他们一生都在行善积德，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如清末无锡的大善人余治就是江南有名的慈善家。余治幼年家贫，后以教习为生，在家乡设立义学多所，还创立了保婴会、恤嫠会等慈善组织，并著有《得一录》，此书是清代善书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一部中国慈善史料总集。同治十三年(1874年)，余治病逝于苏州，当时苏州城内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叹息“善人亡矣”。 　　西方教会19世纪中叶后，西方势力逐渐渗入中国，而最早来华的外国人就是传教士，他们来华设立教堂，传播西方文化。由于基督教宣扬的是博爱的理念，因此教会也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慈善赈济事业。一些传教士和教会，自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及内地创办育婴堂、孤儿院、诊所、医院等慈善机构。如1846年，基督教会即在刚刚开埠的上海租界区设立仁济医院，设馆以来，用西医医药为贫民诊疗，对于那些无力缴纳药费的，予以适当减免。 　　此外，教会还积极致力于赈灾慈善事业，在中国赈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光绪年间，华北发生“丁戊奇荒”，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率先联络在华外侨，于1877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山东赈灾委员会。后来，由于灾情蔓延华北数省，李提摩太遂在山东赈灾委员会的基础上，筹设了中国赈灾基金会，在北方展开募捐、解赈、放赈的工作。 　　 　　现代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衰 　　 　　建国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慈善”看作是富人伪善的外衣或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一种工具。从1950年开始，政府颁布相应条例，开始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