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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英文化大众化解读 　　摘要:大众传媒时代精英文化大众化成为时代发展潮流。《百家讲坛》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糅合――既是学术传播的需要,也是电视媒体经营的需要。其制作理念的通俗化,筛选机制的重学问、轻思想以及制作模式的重形式、轻内容等特征解构了精英文化的独立、自由和艰深。探究该现象的社会根源,既与精英们的主动蜕变有关,也是电视媒体“平面化”的传播特性使然。 　　关键词:《百家讲坛》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平面化 解构 　　 　　精英文化大众化的时代语境催生了《百家讲坛》 　　精英文化是社会道德和社会良心的守望。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它为全社会确立一种普世的信念,并负责向全社会提供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向民众传递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由于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主要形态,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因此其传播方式和社会大众有很大的距离,基本没有进人大众的视野,进而造成了一种社会大众和社会小众知识分子之间的断层。比如我们的民族精英文化――京剧、越剧等已濒临灭绝;国学研究被外文研究远远地压在了下面;精英的学术专著无人问津。无论从哪个领域看,精英文化都处于传播、传承的深度困境之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媒体改革逐渐推行,各家媒体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大众传媒追求市场效益,不断迎合普罗大众的口味,将精英文化的高雅、艰深、晦涩消解为通俗易懂、娱乐搞笑的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大众化成为传媒获胜的法宝,也是时代发展的潮流。《百家讲坛》即是在这种语境下应运而生的新宠儿,它集寓教于乐、娱乐趣味与知识于一体,既满足电视媒体追逐商业利润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 　　《百家讲坛》也曾经历过从精英文化蜕变为大众文化的过程。其开办之初表现的是知识精英的理想――“构建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节目主要面向中上层知识分子,试图构筑一所全民的大学。但精英文化的传播随即遭遇了大众口味的滑铁卢。接近零收视率的惨痛现实迫使制片人反思,市场经济的利益链条最终决定了编导重视受众群体的口味,重新调整节目制作思路。随后,《百家讲坛》便以观众趣味为导向标,不断调整节目内容和表达形式,刻意将学术的思想深度浅薄化、娱乐化,以满足公众的审美能力和精神需求。《百家讲坛》定位的调整可以看做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妥协和让步。 　　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解构塑造了《百家讲坛》 　　制作理念――学术通俗化。《百家讲坛》开办之初确定的宗旨是“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的精英文化“三品”高定位,结果因为收视率等原因经过了三次改版,内容历经了由“系列专辑”到宽泛零散节目的转变;学术性、专业性向大众化偏移;主讲人也由杨振宁、丁肇中等科学泰斗向易中天、刘心武、金正昆等文化生活“讲学大师”转化;受众也由“教育金字塔”顶端向底端初中文化水平以上的人们扁平式发展;同时采取简化文本的方式,抽取主题中比较有趣味性的内容进行加工后传达给大众。 　　《百家讲坛》完成了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的转型后,便把传统文化通俗化、历史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传奇化当成该节目的制胜法宝和制作理念。在所有对学者的要求中,编导的侧重点在于如何淡化学术味道,如何讲细节、加悬念,使讲稿变得和剧本一样,却唯独不对学者的思想进行测度。不仅如此,但凡有一些思想的萌芽,编导也要对它进行修正和调理。①我们来看一看制片人万卫的说法:“他们的提纲都做得比较学术,内容也基本上是论文的方式。然后我们告诉他们哪些是不符合我们要求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改,……我们觉得观点可以在讲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往外倒,主要是细节的东西。” 　　从制片人的思路可以看出,《百家讲坛》的节目录制出来是给大众上知识普及课而不是思想启蒙课。所以,我们看到《百家讲坛》的讲述中,细节成为讲述的重点,观点隐藏于背后或被细节完全淹没,思想变得支离破碎,成为叙事细节的牺牲品。而学者进入《百家讲坛》开坛讲课既不是幕后策划者,也不是作为嘉宾的点缀者,而仿佛就是电视节目的主人――他可以用45分钟的时间从容展开,详细讲解。这似乎给了主讲者以绝对的优势传播其思想学说。但长时间成为镜头中人并不能保证他主体性的发挥,因为讲什么和怎样讲并不是学者可以自己做主的,而是受到《百家讲坛》制作理念、节目定位等方面的诸多限制。因此,我们看到《百家讲坛》表现得通俗易懂,甚至模式呆板,缺乏思想。不是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缺乏思想,而是节目制片人阉割了学者们的思想。 　　筛选机制――重学问,轻思想。《百家讲坛》的理念和机制其实对思想型的学者天然地进行着某种排斥。由于转型之后的《百家讲坛》注重历史故事的讲述、注重传统文化的呈现,被它选中的学者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