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现代经济学中国阐释者.docVIP

樊纲现代经济学中国阐释者 　　樊纲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道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家，是这一代经济学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说他有代表性，是因为在他身上，比较鲜明地体现着这一代学人的特点―― 　　经历了“上山下乡”，高考恢复后的最初几年考入大学，在思想启蒙和充满热情的改革岁月里完成学业，比较早地接续上中断有年的现代经济学知识谱系，以经济学为工具，参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在国内外经济学界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02年，笔者与张晓晶、胡晓翔合著出版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樊纲》，饶是如此，我对樊纲教授的了解也是有限的、理解也未必准确。这里，我简要地梳理一下樊纲教授的基本经济学思想。 　　 　　经济学的范式革命 　　 　　樊纲与他同时代学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与前沿意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经济学家们不能没有紧迫感。如若不能在一两代人之内走到经济科学的前沿，恐怕我们就会被开除球籍。”这种现在看起来相当陌生的“球籍”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情绪。封闭和隔绝几十年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在内，都有一种紧迫感，希望尽快地克服封闭，走向前沿。 　　在樊纲看来，西方经济学的先进首先在于其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为一整套经济学语言。改变经济学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引入新的经济学语言。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在苏联经济学的影响下，成为基本上与西方经济学体系隔绝的语言系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两种语言系统的互译和沟通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20世纪80年代，樊纲学术研究是从比较经济学三大体系开始的。通过对三种经济学语言系统的比较和综合，寻找走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道路。当他进行这项工作时，实际上就为中国引入了一套新的经济学语言，这是一场经济学的语言、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的革命，即范式的转换。 　　1989年第5、6期《天津社会科学》发表了樊纲的《论经济学的五个基本问题》。这篇论文发表的时候，中国历史正处于一个重大的时刻，该文未必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但是，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樊纲在80年代学习和探索的一个总结。樊纲从理论逻辑出发，得出了市场机制优于计划机制的结论，这个观点应当说已经突破了苏联范式。 　　1995年，《经济研究》发表了樊纲的《“苏联范式”批判》。这篇文章在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实际上，早在5年前，这篇文章就公开发表了。1990年，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主编一本新中国经济理论史，樊纲撰写第一章，这部分内容“埋没”在理论史的回顾当中，没有引起重视。1995年，他把这部分内容抽出来，加上了“‘苏联范式’批判”的标题，单独发表。 　　这篇文章是对1979－1989年中国经济学界理论研究情况的描述，是对十年来经济理论界主要学术观点的一次回顾。樊纲指出，中国经济学在1979年前及1979―1989年期间的范式，仍然是50年代初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那个范式。尽管人们习惯于把这一范式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樊纲认为，它实际上是“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苏联范式”。这一范式自1949年以来，一直就是主导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在50年代初期，就成为被批判的重点。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整肃和学术批判，西方经济学被贴上了理论上反科学、政治上反动的标签，而被悬置、封藏起来。虽然其间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的译著出版，也编了若干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但是，这些东西的存在不过是为了证明苏联范式的正确而已。 　　樊纲的幸运或许在于他一开始进入经济学，就选择了西方经济学专业，这是一门与苏联范式经济学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虽然也面临着用苏联范式批判这种体系的任务，但是，毕竟是不同的逻辑体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课程尚未结束，他就到美国这个现代经济学最为发达的国度研习。他完全被那里教授的经济学迷住了。正是在美国，他悟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奥妙。 　　樊纲在很多场合都讲到他在哈佛的开悟。他在哈佛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两年，但是，在哈佛的两年，是一个高强度、高浓缩的学习过程。学到的东西非常多，也非常系统。 　　在哈佛两年，学习的理论是西方的，但是，萦绕于他心中的问题却主要是中国的。樊纲关注的经济学，说到底，还是中国的经济学。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若不能在理论眼界、思维方式、判断标准、推理逻辑等方面来些“大彻大悟”，是难有大长进的。他不仅自己大彻大悟了，而且，也希望用自己的开悟去推动、唤起中国经济学的开悟。 　　在他看来，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努力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营养和精华，用来丰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增强它的科学性、适用性，更好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樊纲为经济学所引入的，不仅仅是实证的思维方式，而且还有经济学的表达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