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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 　　【摘 要】在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一直被学者们所忽视，认为制度因素是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而存在。然而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引入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增强了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是表现在制度不均衡时，当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对经济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而不是制度。 　　【关键词】制度创新 经济增长 制度分析 　　 　　一 引言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破解经济增长之谜一直是古往今来众多经济学家们孜孜以求的事，因而在历史上形成了各种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40年代末，哈罗德和多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分别提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人们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突出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指出经济运行存在“内生”的不稳定性，从而产生了经济周期。但是，该模型由于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因而储蓄率即资本的积累率就成为惟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他要素在增长中的作用就被忽略掉了。60年代中期，索洛、斯旺等提出了技术进步论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该模型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具有替代作用，从而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过分注重资本的片面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该模型还认为技术对促进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是，该模型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条件，这与现实有较大差别。因而其解释力受到很大限制。同时，在这个模型中，虽然意识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但是把它看成是外生变量，并且对技术进步是如何发生的未作解释。80年代中期，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因素，它不仅本身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还可以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该模型与“哈马德―多马”模型（收益递减模型）和“索洛―斯旺”模型（收益不变模型）相比是典型的收益递增模型，这也更??近于世界经济在历史上持续增长的现实。在这个理论中，技术不再是外生的和不可控制的，它是人类出于追逐利润而进行投资的产物，因而经济增长可以由内生技术进步而控制。但是，在该模型中不确定的学习过程被看作是既定的，难以解释有风险的创新过程，更无法解释制度转型与国家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用历史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经济革命并不是由技术革命导致的，技术革命只不过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或一个结果；是制度的创新为技术革命铺平了道路。以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自诞生以来，以其对社会经济观察的独特视点和较强的解释现实的能力逐步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之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主要原因是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看作是无关紧要的或既定不变的，并把制度因素排除在他们的增长模型之外，因而使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降低。诺思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增加了制度因素，他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 　　二 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静态分析 　　按照T. W. 舒尔茨的定义：制度是指一种行为规范，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包括支配政治权利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它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分别为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对制度作用的静态分析是指在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点假定制度不存在变化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由于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较短的时期内为避免社会动荡、经济波动很少对制度作较大的变动，因而制度的静态分析是有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的。下文将从制度所包含的三方面内容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1．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 　　非正式约束主要是指意识形态、风俗习惯、道德品质等，而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它们大都内生于人们的头脑中，多以思想的形式表现。马克思曾说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思想又引导和指挥着人们的行为，所以思想对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由此，曾有人提出“思想也是生产”的论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评判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它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成功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信息费用，减少交易成本的工具。由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复杂，对于每一项交易，人们不可能拥有充分的信息，而此时他们可凭借自己的意识形态直接采取行动，因而减少了社会效率的损失；第二，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克服个人和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行为的克服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从而使“看不见的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