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英扎根边疆红柳.docVIP

张秀英扎根边疆红柳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农十四师四十七团二连“三八线”——生命回归土地的地方，坟地。 　　一位老人，用颤抖的双手点着纸钱，哽咽说：“老头子，你走了10多年了，人们没有忘记你。这么些年，组织上对我很好，你不要挂念……” 　　老人叫张秀英，逝者是她的丈夫，叫黎加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每每提及丈夫，张秀英的眼泪都会止不住地流下来。 　　1949年，时年16岁的张秀英在家人的包办下，在老家甘肃张掖嫁给当兵的黎加美。在婚前没有见过一面的两个青年，在50年相濡以沫的生活中，夫妻情深。在这50年里，他们的经历都与一个词语分不开——屯垦戍边。 　　作为军属，1950年张秀英随军进疆，到达当时新疆军区驻奇台县的骆驼营。“当时听人说，新疆到处是戈壁滩，而且戈壁滩上随时会有土匪出现，”张秀英说，“我是军属，是有组织的人。组织上让我去哪我就到哪。”1951年，张秀英随丈夫来到石河子，住地窝子，开荒搞建设。1953年建起新团部后，丈夫所在的骆驼营奉命前往西藏运送物资，张秀英随丈夫住在皮山县的阿里兵站。丈夫往返一趟需要半年的时间，张秀英在兵站做军鞋、打麻绳，做后勤工作。 　　“服从组织安排”，在4年中，张秀英随丈夫数次迁徙，“党让我去哪我就去哪”，张秀英毫无怨言。1955年丈夫转业，张秀英随丈夫来到农十四师四十七团。终于安定下来，但张秀英面临的却是更大的考验。 　　面临的考验，来自大自然，来自艰苦的生存环境，来自艰苦的开荒建设。 　　塔克拉玛干沙漠，维吾尔语意为进去出不来的地方，当地人称之为“死亡之海”，曾一度被科学家断言为“生命禁区”，并称“不适合人类生存”。紧邻沙漠的四十七团开荒初期的情形可想而知。 　　张秀英回忆说，那时候满眼都是黄沙，很难看到一星绿。刚到四十七团只有一间集体宿舍，到1956年底才分到了一间草把子房。而现在的四十七团绿树成荫，良田万顷。是怎样的一些人在这片“禁区”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才有了今天的这一切？“开荒太累了，累得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是怎样的精神支撑着这一群人？从张秀英身上，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在张秀英的讲述中，总有些特定的词汇或特殊的故事吸引着我。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今天戴了红花，明天也不能落后”。我听着这些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 　　为了抓工效、争第一，张秀英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出门之前有两件事不能忘记：带上几个馍馍当午饭，虽然地里离家只有20分钟的路程，但谁也不愿意浪费这20分钟的时间。 　　在大田里劳作的艰苦是怎么也不敢想象的，顶着烈日，迎着风沙，成天弯着腰。到了午饭的时候至少能停下来吃个饭吧，可张秀英没有，她一手挥着镰刀，一手拿着馍啃着，即使在吃饭的时候也不愿意停下来。一把刀钝了，不要紧，还有备好的，换一把，接着再干。也许，她是计算好了的，4把镰刀割到钝，刚好也该收工了。 　　我惊讶于这种“拼命”。她的这种苦干，完全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干多干少都拿的是一样的工资。“人的思想单纯”是张秀英给我的理由。她说，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组织上把我们派到这里来开荒造田，改良土壤，维稳戍边。组织上让我干，我就要干得最好。 　　正是张秀英的“单纯思想”，她创造着四十七团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她一天可以割3亩2分地，一般男同志一天割2亩地；她一天可以翻3亩地，一般男同志一天翻2亩5分地；她参加拾棉花擂台赛拾花可以达到150公斤，比最能干的男同志要高出25公斤…… 　　1958年，由于表现杰出，张秀英进京参加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并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奖章。张秀英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着几层布的奖章，回想着见到毛泽东主席的情形，仍旧激动不已：“毛主席一出来，约有3000多人的体育馆沸腾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说不上为什么，是激动吧！我们不停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说到动情处，张秀英挥舞着手臂，仿佛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张秀英把能见到毛主席归功于党组织。她说，是党对我的培养，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才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感谢党，感谢组织。 　　回到四十七团后，张秀英的干劲更足了。1959年，张秀英的女儿黎梅霞出生。生完孩子不足3个月，正是孩子吃奶的时候，此时连队成立挖沙突击队，她报名参加，跟其他同志一样，吃喝都在地里。顾不上回家给孩子喂奶。正值哺乳期，奶水总会打湿衣服，等到下班回家，奶水却早已流尽。抱着饿得大哭的女儿，张秀英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女儿喝上奶水，她也曾尝试着用绳子绑着乳头，不让奶水流失，可这样效果甚微。女儿也因此被迫提前断奶。 　　张秀英的二儿子黎珠江对幼时的一个场景记忆犹新。五六岁的孩子在学校忽然想家了，想父母了，他一个人从团部的学校跑回家，5公里的路程，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家里的木头门依然紧闭，张秀英和丈夫还在地里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