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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从客体再现到主体建构 　　摘要：与比较文学的发轫同步的形象学，经历了由传统向当代的转变。在不同发展阶段，形象学对“异国形象”的理解完全不同。传统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是对客体的再现，即对现实中的作为被关注者的异国的反映和表现。而当代形象学则认为，异国形象是主体的建构，是由作为注视者的作家及其所处的民族、国家、文化等的合力创造。 　　关键词：传统形象学；当代形象学；形象；转向 　　遭受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韦勒克、迪塞林克等人的批判之后，同时受益于萨特的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比较文学形象学实现了由传统向当代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就是，对于“形象”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向。 　　莫哈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一文中指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在这三点中关注的重点不同，其结果必将迥异”［1］(P25)。而在这三种“形象”中，莫哈认为，第三种“形象”在形象学研究中没有意义。他认为，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必然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而不能仅从作家个人的特殊感受来理解形象的全部意义。“即使是那些不承认、蔑视这种关系的精英们，他们的态度本身仍然表现出了与社会的一种关系。”如果将形象仅仅理解为“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就有“虚设文学、将它与社会语境割裂开来的危险”。研究作家创作的异国形象，“是所有形象学研究的必要阶段”，但“非唯一的阶段”［1］(P26)。 　　所以，形象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前两种“形象”。下文将着重指出，形象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异国形象”的理解完全不同。传统形象学对“形象”的理解偏重于前者，认为异国形象是对客体的再现，即对现实中的作为被关注者的异国的反映和表现。而当代形象学对“形象”的理解偏重于后者，则认为异国形象是主体的建构，是由作为注视者的作家及其所处的民族、国家、文化等的合力创造。 　　一、传统形象学：形象是客体的再现 　　莫哈认为，如果将形象理解???“异国的形象”，“就会更强调形象的现实性，这就是同意基亚的观点，认为‘形象总是某某事物的形象，总要与它或多或少忠实再现的现实保持联系’”［1］(P26)。莫哈强调，将文学中的异国形象视为“现实复制品”，“以此来了解异国情况”，是十分危险的，“形象学的研究方向就转向了民族心理学”［1］(P26)。以卡雷、基亚为代表的传统形象学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形象”的，他们的研究确实面临着上述问题。 　　在《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这本传统形象学经典著作中，卡雷指出，“从斯达尔夫人时开始，我们对德国形象的认识就是不符合时代的”［2］(P110-111)，“很少有什么作家愿意从德国本身来了解和认识德国”［2］(P112)。由此可知，在卡雷的形象研究中，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前提，即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是“对异国社会（缺席的客体）的表现”［3］(P9)。基亚也认为“形象总是某某事物的形象，总要与它或多或少忠实再现的现实保持联系”［1］(P26)。卡雷和基亚的这种关于形象的理解方式，在传统形象学中具有代表性。 　　这种形象符合休谟的想象理论。在休谟的理论，形象“从在场弱化的意义上说，它只是感知的痕迹”［1］(P27)，“趋于此端的形象，被看做弱印象”［4］(P43)。就是说，形象是对异国的复制和摹写。异国形象如果真实，那么这个异国就必须真实、在场，异国形象是对异国的如实再现。保尔?利科在《从文本到行动》一书中指出，这种形象实质是“再现式想象”，“再现的对象是缺席的或不存在的事物”［4］(P43)。就是说，传统形象学视域中的异国形象，只是“作者所感知的那个异国的复制品”，是“复制的想象”［1］(P27)。于是就有问题：这种“感知”和“复制”的异国形象，是否符合异国的历史实情。自然地，异国的历史实情，就成为了判断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真实性和价值的原本和依据。而传统形象学所要做的，就是评估异国形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异国的历史实情，并分析原因和影响。这种研究很容易溢出文学研究的范围，变成民族心理学和国家关系的研究。 　　二、当代形象学：形象是主体的建构 　　莫哈认为，若将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看作“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即意味着“将对异国的文学描写视为一种创造或再创造”，是作家和他置身其中的那个民族（社会、文化）合力创造了这个形象。 　　这种形象实质上是“创造的想象”［1］(P27)，它属于萨特的想象理论。根据萨特的理论，“形象???本上是按照缺席，按照在场的他者构思的”［4］（P43）。萨特是存在主义者。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了一对范畴：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所谓“自在存在”，就是人意识之外的物质性的客观实在，而所谓“自为存在”，就是指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