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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读“鬼门关” 角度 　　以我极窄的视野感知，近年来因著名评论家陈思和教授在《林白论》中，将林白的创作联系“鬼门关”而论之，林白又以此文作为《林白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代序，因而引发了北流的文学青年们打出了“鬼门关”文学的旗号，又导致玉林文坛对于玉林文学如何命名的争议。我由于有幸仍被《从“鬼门关”出发》一文，忝列为这一写作群体中的一员，又确实曾是玉林地区（含其前身梧鬱专区、容县专区）人长达46年之久，故对“鬼门关”研读了一番。 　　我案头的《辞海》和《辞源》均为“鬼门关”立了条目。前者的注释中有“因‘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太平寰宇记》）故名。唐李德裕《贬崖州》诗：‘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舆地纪胜》作桂门关；明宣德中改名天门关。”后者还明确指出是“俗号鬼门关。”所谓“俗号”，即非正式命名，如人们的绰号一类货色。然而，这两部大辞典都未立“桂门关”条目。《辞海》虽有“天门关”条目，其注释却是“故址在今太原市西北”。 　　这现象好比一个人的本名被绰号所蔽，当事人是无可奈何的。自明代在此地摩崖而刻“天门关”之名至今已近六百年了，但这“大名”并不出名，出名的却是绰号。2005年举办的“天门关作家群”研讨会，我猜测多少也兼有点欲正名声之意。《广西日报》也赫然以《从天门关出发》为题，报导了此会。然而，四年之后，名评家张燕玲发表了论文《从“鬼门关”出发》，评介“崛起的玉林作家群”。这两篇题目仅一字之差的文章，后者的影响大许多。 　　浅薄的我看来，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争议桂东南文学该用什么品牌，弊多利少。首先是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文学品牌不像商店，你挂起招牌就成为牌号的。想成为一种有品牌的文学，可谓难矣！ 这争论有点像本地民间传说，有姐妹俩闻山上的鹧鸪啼而争论煲好还是炒好。反对以“鬼门关”为品牌的一方，有根有据地论证“鬼门关”是“贬官文化的符号”，“从其称谓流变史中，可以看出，‘鬼门关’是唐宋时期北方汉人对岭南落后民族文化的一个既缺少温情暖意，又缺少尊重和平等的恶名、骂名”。从史学角度而言，论据虽有，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弊端亦明显。首先，陈思和、张燕玲的论文，分别将林白、玉林作家群的创作联系鬼门关而论之，其文是满怀善意与真诚的，是热情地褒扬，而不是恶意贬损。这时候，我们对“鬼门关”作为“恶名、骂名”的解读，评论家会不会觉得“好心被当作驴肝脏肺”了？在我看来，这两篇评论，是对桂东南文学创作很有益的评论，也是难得的评论，我对这两位评论家很感激。再者，我们如此解读“鬼门关”，会不会导致我们有些人对这两篇评论反感，不好好地研读？何益？我觉得如此解读还个有更大的弊端：会损伤生活于此地的少年们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请不要以为我是杞人忧天或危言耸听。对此，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在“文革”中挨批斗与挂牌游街时，我的儿子刚一岁。然而，连后来才有的儿女在内，他们读小学时，被同学以此而讥之，便失去了应有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我竟须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扭转这局面。 　　从史学而言，固然可说古代文人如苏东坡，因被贬岭南而咏鬼门关的诗篇是“贬官文化”。但从文学而论，这些诗篇得以流传至今，恐怕主要还是体现了诗人面对灾难时的可钦品格。据说，宋代京官被贬岭南，其罪仅次于杀头。由此可想而知，受贬者精神上的痛苦甚于肉体上的痛苦。苏东坡却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将这精神重创抚平了，他凭此等襟抱才有“养奋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经受了大苦大难，又能度过大苦大难的人生，是更加绚丽的人生。此地的绰号“鬼门关”之所以掩蔽了其 命名“天门关”，就因为这绰号寄生于这些有生命力的诗句上。 　　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我们的每个方块字都是神奇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灵。“鬼”字既可作贬词用，也可作褒词用。“他很鬼！”就可以是两个相反的意思：“他很坏”或“他很聪明”。《辞海》“鬼”字第⑤义是：“敏慧。”据此，“鬼门关”可以解读为“通往智慧的门户”。即便已咬定了是“地狱的大门”，也还可以作褒义的解读。佛家名言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其意是“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决心。若将此语的精神用于现实，当年成长于“鬼门关”下的，后来是一代伟人邓小平的亲密战友李明瑞、俞作豫烈士，就是具有这种为了解救人民于苦难而献身精神的精英。俞作豫领导龙州起义时，号召龙州军民“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惜任何牺牲，坚决革命到底”；就义前又在狱中写下诗句：“十年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他的肉体一仆于地，灵魂却即登天堂！ 　　如果作深层次的思考，“鬼门关”是地狱的大门，也是登天堂的必经之处。就说今天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日子吧，也是经过“杀出一条路血来”才到达此境地的。朱镕基总理当年当选后就表示决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