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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身体关照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应该是有魅力的，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人和冷冰冰的理性”（鲁洁教授语），对人之身体的关照是道德教育的应有之义。自尼采以来，身体从被压制、被遮蔽的历史命运中觉醒，道德教育也在压制、否定身体的道德教育和物化、规训的道德教育后，重新审视自我，开始诉求生命的发展与身体的关照。 　　 　　一、历史语境下的身体命运 　　 　　（一）卑贱和被压制、遮蔽的身体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自身分为灵魂与身体两个部分，对灵魂与身体关系的探讨成为哲学史上不休的话题。自柏拉图以来，身体被降格为肉体，处于卑贱的地位:身体是短暂的、贪欲的、低级的和恶的，灵魂和身体是对立的。柏拉图认为，身体对于知识、智慧、真理来说，都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因素，身体是灵魂通向它们之间的障碍。“带着肉体??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1]在《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柏拉图也拼命贬低身体，对身体的满足感嗤之以鼻，认为正是身体的欲望、需求导致了尘世间的苦难与罪恶。相对于身体，灵魂才是优越的，通达善的。“在柏拉图的这个二元论传统中，身体基本上处在被灵魂所宰制的卑贱――真理的卑贱和道德的卑贱――位置。可以说，自此以后，身体陷入了哲学的漫漫黑夜。”[2]6同样，身心二元论在奥古斯丁那里得到了强调。他说，身体“是人接近上帝必须克制的放肆本能”。正是由于欲望的身体无法接近真理，是卑贱低下的，需要受到克制，所以在黑暗的中世纪，身体被神学禁锢，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17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使知识与理性慢慢占据了哲学的兴趣中心，身体不怎么受到谴责和管制了，但却因为其不再是个问题而受到忽视，被遮蔽了。科学不再理睬身体，因为科学知识是那些经由理性思考的确定的知识，而基于身体产生的感性经验则是不可靠的，受到理性的科学知识的歧视。哲学观由身心二元对立转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分立。身体被遮蔽、被遗忘，始于笛卡尔的意识哲学。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自我的中心位置。在笛卡尔那里，灵魂是思想的实体，而这一实体的存在，是不以身体的实存为前提的，当“我”在怀疑我身体是否存在时，“我的意识（精神）”已经先在地被确证了，而这一意识（精神）的实存是不容怀疑的。“我”就是“我思”，是无外部经验内容的、纯粹的自我，只有纯粹的自我，才有所谓的确定性。因此，笛卡尔的“我思”意义上之“我”，是抽掉了具体内容的、作为“纯粹思维”之“我”。正是在这里，人的身体被抽空了，虚化为一种以沉思作为生存方式的“意识”。[3] 　　无论是笛卡尔之前的对身体的压制，还是笛卡尔之后对身体的遗忘和遮蔽，身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遭受着悲剧式的命运。 　　（二）“一切从身体出发”:尼采与身体转向 　　直到尼采那里，身体才跳出了灵魂对它的压制与遮蔽，跳出了二元分立传统，可以自我做主了，“一切从身体出发”是尼采的口号。尼采要将身体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也就是说，要“以身体为准绳”:“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4]由此，尼采开辟了哲学的新方向，开始将身体作为哲学的中心。 　　德勒兹与福柯继承和发展了尼采的身体一元论和决定论，都对身体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但在身体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上，二者的观点有所不同。身体在尼采和德勒兹那里是主动的，表现为积极的生产性，它生产了社会现实，生产了历史，身体的生产就是社会生产。身体在福柯那里则是被动的，表现为被动的权力改造，它被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或发出某些信号” [5]。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体不只是肉身化的存在，而是刻写着历史印记的存在，身体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在传统二元分立的哲学观下，身体只是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主题，而身体的觉醒使身体的话语开始呈现在包括教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之中。 　　 　　二、身体在道德教育中的遭遇 　　 　　当身体问题被历史地凸现出来时，道德教育作为面向人的一门学问，也应对其与身体的关系作一个历史的省思。道德教育如何面对身体，将意味着道德教育的指向和实践态度。 　　（一）古代道德教育:对身体的压制、否定 　　在古代漫长历史时期中的道德教育，总体上的特征是压制、否定身体的道德教育。 　　由于充满欲望的恶的身体是无法达至不朽的善的灵魂的，所以在西方中世纪，在道德教育实施场所的教会和修道院中，禁欲是控制身体的基本手段，身体要“克己、苦行、冥想、祈祷、独身、斋戒、甘于贫困”，“正是将身体陷入沉寂状态，信仰、启示以及上帝的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