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文化对岭南文化发展影响.docVIP

华侨文化对岭南文化发展影响 　　在得天独厚的南粤大地上，华侨历史悠久，华侨文化积淀深厚，岭南文化中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思想文化，都打上了浓重的华侨文化的烙印。对于它产生的故土一方，华侨文化具有明显中外文化结合品格，无论在思想、商业、饮食、建筑、语言文字、民俗、艺术、教育、工业文化等方面，都对传统岭南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思想文化的影响 　　由于华侨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因此成为最直接接触西方，学习西方的中国人群体。与广东本土相比，华侨更“得风气之先”。当中国面对西方挑战而作出近代化回应时，受西方工业文明浸淫的华侨首先成为这种“回应”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在中国的启蒙和传播。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离不开侨胞们的经济支持和人力支撑。华侨之所以被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一是华侨是孙中山“走向共和”之路的支柱。他们不仅在海外成立资产阶级革命组织，还积极回国发动和参加历次武装起义。1911年“三·二九”广州起义中，86位牺牲的烈士中有31位是华侨。[1] 　　二是华侨创办进步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发动侨胞支持革命。华文报刊自19世纪后期开始就在东南亚、北美等地大量涌现。它报道了中国发生的事件，宣传中国文化，增强了华侨“中国人”的意识，广泛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对动员华侨支持和参与辛亥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华侨募集革命经费支持孙中山。从1895年兴中会成立到南京临时革命政府建立，华侨捐款额估计达七八百万港元，同时还认购兴中会和同盟会发行的各种债券等。因此，当中华民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选举法时，批准华侨拥有参政权，并规定在国会中拥有6个席位，华侨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2]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华侨文化也深深影响着侨乡政治形态。执政为民，廉政建设，市民参政议政热情这些现代政治的基本要素在侨乡政治生活中都得到体现。中国各级政协有不少华侨代表，他们提出许多有益议案，为祖国的创新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商业文化的影响 　　商业文化是岭南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中国现代商业革命正是由华侨资本启动的。民国时期，华侨积极响应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号召，回国投资商业。20 世纪初，澳大利亚华侨开办了先施、永安、大新和新新等四大百货公司，掀起了中国现代百货业革命的浪潮。它们通过明码标价、收款给发票等手段树立对顾客的诚信等全新商业模式，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对传统商业的经营方式形成强烈冲击。 　　三、土地利用和饮食文化的影响 　　广东华侨对土地利用或作物栽培具有重大经济文化意义。从宋代开始，华侨从海外传入占城稻、番薯、番茄、荷兰豆、金山橙等西方蔬果种植。很多蔬果都带一个“西”字、“洋”字或“番”字，表明是“舶来品”。这些蔬果的传入不仅丰富了岭南人的饮食文化生活，还使过去不能利用的大片土地得到开发。 　　此外，华侨文化带来了饮食烹饪方面的创新。例如，粤菜中引进西餐的焗法、吉列炸法，改造为自己的烹调方法。 　　四、建筑文化的影响 　　在海外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华侨只能将传宗接代的愿望寄托在家乡。为防贼患，父老乡亲和华侨们纷纷集资在村中兴建碉楼。这些楼主人侨居世界各地，故其建筑风格丰富多彩，包括传统屋顶式、仿意大利穹隆顶式、仿欧洲中世纪教堂式等等，这些碉楼从用材到结构形式乃至内部的陈设，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和整合。 　　华侨还大胆地将西方文化的创新成果移植到骑楼建筑上。岭南一带的骑楼，是当地居民漂洋“过番”，赚钱后回家乡建成的，融合了欧亚建筑、特别是南洋建筑风格，是华侨文化的一种载体和缩影。 　　在城镇规划布局上，侨乡吸纳西方文化，不但建成骑楼和高层建筑的商业、服务中心，而且城市道路网络呈扇形扩散和布局，一反中国传统棋盘式道路格局。这种功能分区思想，都是华侨将西方规划思想在故土移植。 　　五、语言文字的影响 　　华侨在国外长期生活，日常用惯了英语来言谈，回到家乡后有意无意地运用。华侨首先向广东沿海、继向内地传播，使广东语言融入大量外语成份，这就使岭南语言文化更加多元化。 　　华侨身在国外，须保持与家乡联系，乡刊、族刊（现为侨刊）的民间刊物就流行于岭南侨乡各地。广东最早的侨刊创于清宣统元年（1909），为台山《新宁杂志》。此后侨乡办刊物接踵而起，近年不少侨刊，如《广州华声》、《中国侨都》等就风行海内外。 　　六、民俗文化的影响 　　在孙中山倡导的改革中，华侨反应热烈，同时也在服饰、民俗风情、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革新。民国初年，侨乡人受华侨影响，都由古老的唐装改穿西裤唐衫、西装加领带。女界不分老幼都穿上对胸衫、恤衫等，讲究时髦风尚。 　　潮汕华侨，在频繁出国回国过程中，形成一些特有风俗，出国送礼曰“送顺风”，还演“顺风戏”，祝愿一路平安。而华侨回乡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