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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藏羌文化产业”理路与策略 　　[摘要]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正遭遇现代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的“三重门” 困惑。灾后重建，千方百计，抢救、恢复、保护和发展藏羌文化，乃其关键一端；而以发展文化产业来推动抢救、恢复、保护和发展藏羌文化，乃其关键一处。可以依循“文化差异-文化产业特色-市场区隔定位”的理路推进文化产品的开发。藏羌文化滋养于岷江，古蜀文化源于岷江，发展藏羌文化与产业，自然该抓住“岷江文化”，不仅有利于保护母亲河岷江，而且也是阿坝州发展藏羌文化产业的一个战略切入点。发展藏羌文化产业，需要把藏文化元素、羌文化元素和藏羌文化元素同时代元素也就是市场需求结合起来。 　　[关键词]文化；藏羌文化；产品；产业；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6—0075—04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从世界-民族文化的角度讲，各民族间的文化，或可有大小、强弱、发达与否之分，却未必有先进、落后、优劣之分；进而言之，所谓世界文化，不过是各民族文化间人文化成的交流、融合、共享。而所谓文化产业，就是商业性的文化交流、融合、共享。毋庸讳言，无论学术性的文化交流还是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异质文化间难免有摩擦、碰撞，甚至可能发生敌视、封杀。所以，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时，需要突破传统意识形态、陈腐政治信条的束缚，尤其要突破地域、种族、族群等观念束缚。“5·12汶川大地震”给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带来巨大创伤，物质经济损失自不待言，精神文化损失也属空前。灾后重建，千方百计，抢救、恢复、保护和发展藏羌文化，乃其关键一端；而以发展文化产业来推动抢救、恢复、保护和发展藏羌文化，乃其关键一处。 　　一、当前中国的文化困局 　　文化，是人的精神创造；不同地域间，既然有人的流动和物的流动，就必然有精神文化的交流、交融、交汇。当今中国，正处在三重文化此起彼伏、相互交锋的夹击中，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正遭遇现代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的“三重门”①困惑，其状态颇为尴尬。 　　一是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 　　〖JP2〗鸦片战争以来百年中国积贫积弱，教训深刻，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一穷二白，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1979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也一起进入中国。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最重要承诺，就是“市场经济”和“开放市场”两条。中国愈是融入世界，世界就愈是融入中国。而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体系，严格意义上就是西方体系，WTO规则就是西方规则，所以中国愈是对外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就愈会世界化、西方化。 　　〖HJ46x〗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确立，特别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在“猫论”“过河论”“先富论”等的指引下，中国经济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财政成为世界第二大财政体。但与此同时，政府公信、社会和个人诚信畸变，价值观扭曲，方正道德丢失，呵哄吓诈假冒伪劣盛行，权钱交易猖獗贪腐丛生……于是“回到孔夫子去”成为导向。可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门前的孔夫子塑像，安享“九五至尊”不过十数日便悄悄打道回府了。 　　三是红色革命文化的“荡漾”。 　　文革动乱十年，如今余波犹荡。因为西方现代文化冲击，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式微，中国文化的出路似乎就只有红色革命文化了。于是就唱红歌……可“重庆模式”大抵不过一阵风，于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文化产业岂止无益反而有害，“荡漾”一阵只得罢了。因为文化的本质是认同而非灌输，更非运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治教化”尚且行不通，不讲法治、不讲民主、不讲程序的“唱红”，注定是要碰壁的。 　　凡武之兴，文化不改。文化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得靠武功。武功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得靠文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谓文治武功。今上倡言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显见是武功不敷用了。天安门广场的孔夫子走了，可见“五四运动”还是有历史意义的，也可见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要想尊孔读经以复兴传统的文治教化，大体是没戏的。而红色革命文化以“唱红”为代表，一者，灌输和运动难免让人勾起文革记忆有违上意；二者，糜费公帑市场经济中的纳税人难以答应；三者，最为可怕也最值得警惕的是一不小心就唱出了个“红色种姓”乃至“红色警戒”文化，是人文化成的一种“规约”。比如孔夫子讲“食色，性也。”就是说为政者必须关注人们的生存（食）和发展（色），因为“食色”是人的基本需要和本能需要。但人不能仅有基本的或本能的需要。一方面，满足这些需要得依靠生产活动；另方面，还得对这些需要进行某些调制。所谓“非礼勿……”（可以上升到政府规制的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就是一种典型的人文规约。 　　说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