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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公派生”家与国 　　1946年秋末，19岁的台湾青年郑鸿池在基隆港乘上了前往厦门的客轮，与他同行的是另外31名和他一样要入读厦门大学的同学。客轮渐行渐远，基隆港岸上的椰子树在他们的视线中慢慢地隐没不见。 　　同样是在这个时候，还有六十多名台湾学生也从基隆港出发，前往大陆的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等高校。 　　在离开台湾之前，他们都通过了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组织的考试，获取了首批“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公费生”（又称“公派生”）资格，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认识和体验对岸的祖国大陆，再返回台湾任职，扮演光复后的台湾与祖国大陆沟通的桥梁角色；两年后，又有约五十名台湾学生以同样的形式前往大陆各高校求学。 　　客轮驶向海上，驶入了未知的前方。当这些公费生陆续进入大陆各高校的时候，国共纷争也进入了刀枪相向的白热化阶段，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历史的洪流和暗涌。 　　首批“公派生” 　　在台湾光复之前，台湾教育的转型就已摆上了日程。1944年5月10日，正在准备收归台湾工作的行政院秘书长陈仪致信陈立夫：“教育是台湾复员与重建中的重要工作。”随后，蒋介石亲自签署通过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这一纲要规定，在文教方面要“增强民族意识，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准。”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台湾教育行政的重建也正式展开，至1946年3月底，所有由日本人掌管的学校全部被接收，与此同时，派送台湾学生到大陆求学之事也开始被屡屡提及。1946年6月22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受了台湾省议会的提案，在该署的机关刊物《新生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选拔公费生的公告，面向全台招收愿意前往大陆高校读书的青年学生，“凡系台湾旧制或日本中学毕业以后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确有证件者”或“有以上同等学力者”均可报名应考。 　　看到这个消息时，郑鸿池正在故乡的彰化女子中学担任国语教师。那时已19岁的他对大陆并不陌生，10岁的时候??他就随参加抗日组织的父亲去了福建。他父亲在台时是台湾文化协会的会员，到了福建后，又加入了由台胞组成的台湾义勇队（队长为黄埔军校毕业生李友邦）。在福建读完小学和中学后，郑鸿池也加入了台湾义勇队，并在抗战结束后和一批同乡返回台湾。 　　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教育后，在斯时的台湾，多数青年学生已不会讲国语，即便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机关刊物《新生报》，为了适应这一过渡时期的需要，也不得不开办了日文版，“去殖民化”成为台湾教育转型的首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在光复以后向大陆派出首批“公派生”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在郑鸿池等人走进考场的时候，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官员褚应端又于1946年7月28日在《新生报》上发表了长文《一月来本省之高等教育》，其中着重提到了派遣公费生一事，文中说到：“文化的交流，是本省光复后最切要的工作，何况五十年来本省文化难免没有狭义的军国主义的统制，对于现代民主的思潮，以及内地文化，多少有些隔阂……内地就学的公费生考试，更要积极的办理”，同时，褚应端向应考的学生保证，他们都将被“派到内地的有名的国立大学去求学”。 　　8月10日，考试结果公布，在500多名应考者中，共有100人被录取，台湾报界盛赞他们是“台湾的精英”。在出发前夕，这些学生被集中到当时的“台湾训练团”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为了解大陆情势和学习国语，和他们一起受训的还有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招募的政府公职人员和公营企业职员。 　　1946年11月6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公布了分发各校的公费生名单，除去几名觉得大陆局势不稳定而没有成行的学生外，余下的93名学生被派往当时大陆的9所名牌大学，其中前往厦门大学的人最多，为32人，前往中央大学的5人，前往北京大学的13人，前往浙江大学的7人，前往武汉大学的8人，前往暨南大学的14人，前往复旦大学的5人，前往同济大学的5人，前往上海医学院的4人。 　　这是台湾光复后，官方首次从台湾向大陆派出“公派生”，也是在台湾因日据而与大陆分割半个世纪后，第一次有台湾学生如此集中地进入大陆各个名牌大学，台湾各界因之对这批“公派生”期许甚高，他们即将扮演的是“一座台湾和大陆沟通的桥梁”，不仅要消除台湾光复初期两岸之间的隔膜，更要使台湾加速完成从“皇民化”到“祖国化”这一进程。 　　“暂别我们全身爱着的故乡” 　　1946年11月18日，在离台前夕，这些“公派生”成立了同学会，嘉义人江浓被推选为同学会常会干事（会长），在出发前夕，他们以集体形式发表了《临别告同胞书》：“我们觉得我们所负的责任非常的大，在目前，我们要去接受祖国悠久的文化，同时要给外省的同胞明白我们台湾同胞虽然受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