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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和谐政策对法官司法行为影响 　　摘要：司法和谐政策深刻地改变了法官面临的约束条件。这种改变无疑会对法官的司法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结案方式选择上，优先选择和谐的结案方式；面临司法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冲突时，更加注重司法的社会效果；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冲突时，向实体正义倾斜。 　　关键词：司法和谐；约束条件；社会效果；程序正义 　　中图分类号：DF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4—0047—05 　　经济学上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是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者。约束条件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的行为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官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者，约束条件的变化也将引起法官司法行为的变化。 　　哈佛大学教授曼昆指出：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这是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人类的行动受趋利避害的影响，避免痛苦和惩罚，希望得到愉悦和奖励。利或弊、奖或惩，是理性动物行动的惟一动机，人类行动都受它们的支配和指引。我们贯彻能够带来奖励的行为，避免会导致惩罚的行为。如果结果具有奖励性，行为就会不断被重复。奖励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这是生活的刚性法则。能带来利益、快乐的行为将会不断得到重复，而带来惩罚的行为则会消除，奖励或消除痛苦能强化行为，惩罚或剥夺快乐能结束行为。 　　法官的行为逻辑也是如此。上面鼓励的榜样，必是下面努力的方向。什么东西在政绩中占有最大比重，什么东西就会大力实行，普遍推广。司法和谐政策深刻地改变了法官面临的约束条件。这种改变会对法官们的司法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呢？这种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本文着重谈以下三个方面： 　　一、优先选择“和谐的结案方式”——以民事调解为例分析 　　目前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洋溢着一片对调解的赞誉之声。诉讼调解不仅可以克服法律由于刚性而给纠纷解决带来的副作用，而且其案结事了的特点，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和纠纷。这种优势使得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被看成司法和谐的重要象征。调解俨然成为实现司法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宝，成为平息社会矛盾纠纷的灵丹妙药，以至于调解几乎成了法院司法工作和谐的代名词。 　　在这样的背景下，优先选择调解可谓顺理成章，不言而喻。全国法院系统对高调解率的追求几乎是上下一心，各级法院的领导需要高调解结案率凸显本院在贯彻司法和谐政策上的表现，以体现自己的政绩，各级法官则需要高调解率证明自己的业务水平。对于普通法官来说，良好的工作业绩是其谋求晋升的重要基础。而突出的业绩除了体现在审判案件的数量和质量以外，还需要在贯彻实施司法改革和司法创新的举措上有突出表现。在司法和谐的背景下，法官们急需通过在和谐司法上有优异的表现来凸显自己的业绩和水平，追求高调解率成为必然。因为调解结案率已经成为衡量审判工作是否和谐的最直观最重要的指标，调解结案已不再仅仅是解决纠纷的手段，几乎成了民事司法的目的。在法院将调解率作为考评法官的重要指标的情况下，调解率高，会受到精神上的表扬以及物质上的奖励、乃至于职位上的晋升；而调解率没有达标则将受到相应的处罚，法官们面临着更强烈的调解结案的激励，调解也就更有可能成为法官司法实践中的首选，司法调解作为诉讼结果出现的概率自然而然大大提高。 　　法官追求高调解率除了其直观意义以外，还有助于提高服判息讼率。采用调解方式结案，不但形式上和谐，而且也确实更有利于实质上息讼。一项针对南京市法院的调查研究显示：以调解结案的案件，回访对象的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高达94%，不满意率仅为6%；而判决、裁定（除撤诉以外）结案的案件，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只有70%—80%，不满意率高达20%—30%。调解结案的满意率远高于判决、裁定结案的满意率。因此，无论是为了形式意义上获得高调解率，从而在业绩考核中脱颖而出，还是为了实质意义上定纷止争，在服判息讼、案结事了上有突出表现，法官们都会优先选择调解结案。 　　很多材料都能证实法官在结案方式选择上首选调解。有调查显示，现在规避判决成为法官行为的特色。一些在调解方面走在前列的基层法院几乎是以5%以上甚至10%的幅度在提高调解结案率，调解结案率已超过60%，个别法院已超过70%。中级法院的调解结案率也明显上升。有些法院的调解结案率超过审判结案率，有的法院甚至出现了零判决。据某法院统计，对自己所审理的案件，83.3%的法官更希望以调解方式结案，只有16.7%的法官更希望以判决方式结案。首选调解而非判决成为中国法院的时代潮流。贵州省等很多省份的法院在选择调解方式时均首选调解。湖南永州中级法院的法官们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每受理一件案件，法官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调解。 　　最高法院的案件统计数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自提出司法和谐政策以后，2007年和2008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