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救亡台湾日据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双重动力.docVIP

启蒙与救亡台湾日据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双重动力 　　摘要：日据时期，反殖民成为台湾人民政治斗争的主要任务。在斗争中，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在文化启蒙的指引下进入思想启蒙阶段，思想启蒙成为台湾妇女解放的精神动力；同时，妇女以抵抗日本殖民者作为妇女运动的终极目标，参与到抗日行列之中，从而也推动妇女自身的解放，民族救亡的解放运动事实上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实践推动力。精神和实践力两种力量相辅相成，使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呈现出独有的特色。 　　关键词：日据时期；启蒙；救亡；台湾妇女解放运动 　　中图分类号：D442.8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2-0145-04 　　台湾在甲午战争之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和反殖民的救亡运动，成为台湾人民实现自身解放强有力的精神和实践动力。在此背景下，长期受压制、沉默无语的台湾女性群体既成为被启蒙、被解救的对象，也是追求解放的一支强大的主体力量。她们特别是一些受到新式教育的现代女性在思想启蒙中踊跃探讨妇女问题，在参与民族救亡运动中积极推动妇女解放，启蒙与救亡成为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不断向前推进的双重动力。 　　一、启蒙：妇女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日本殖民台湾以后，殖民政府推行解缠足运动和所谓的现代女子教育，其实质为了将日本的性别文化复制到台湾女性身上，以养成新的性别不平等。因此，可以说解缠足和殖民政府推动的兴女学，并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而是女性在形体上松绑之后又纳人殖民统治的束缚中，使得台湾妇女处于殖民者和父权的双重压制下。 　　日据时期推动台湾妇女解放的文化启蒙发生于1920年前后。1910年代后期，台湾知识分子受到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将文化启蒙作为拯救台湾的方式之一。在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自1918年10月，旅日的台湾知识青年联络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大陆青年或仿照大陆先后创立“声应会”、“启发会”等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最早组织，及刊物《台湾青年》。1920年代，以台湾文化协会为核心，台湾新文化运动发展起来，唤醒民族意识、启迪民智是当时知识分子文化启蒙、改变台湾社会处境的直接目标。在文化启??运动中，妇女问题也提上日程，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 　　台湾是以汉移民为主的移民社会，在社会形态、文化传承上也主要以大陆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传统为主，早期台湾的性别观念也受到中国传统父权文化的影响。在台湾，女性长期处于封建文化的束缚下，绝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是没有知识的边缘群体。台湾的闺中女子，多足不出户，即使一些女子因急事出门，也要以布巾罩在发髻上，缠绕颈后，几乎脸面全遮，平时罕见女子在街路上行走而养女、童养媳、娼妓、买卖女子的不良习惯都将女性置于被附属的地位，女性没有自己的决定权，无从谈其自主权。因此，要以文化启蒙台湾民众，女性必然要进入被启蒙的群体。以被誉为日据时期“台湾人唯一言论机构”的文化协会机关报《台湾民报》而言，专谈妇女问题的文章有336篇，曾经两次推出妇女问题专栏。对妇运相关言论的报道有102篇，包括对妇女团体的介绍、妇女参政权运动、妇女教育问题、劳动妇女问题、废娼、断发、妇女节纪念活动等。通过对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报道，热切呼吁台湾男性解放女性，同时引导女性自我觉醒并进行自我解放。“台湾民报鼓吹妇女人权运动，对台湾妇女界产生了相当肯定性的影响。”此外文化协会还组织男女兼收的夏季学校以传播文化知识，其中1926年的夏季学校科目即有陈满盈的“结婚问题”。文化协会还以文化演讲进行知识普及与启蒙宣传，演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妇女问题，将妇女视为需要启蒙的对象。在文化启蒙思想的引导下，妇女问题浮出水面，鼓舞并启发了台湾知识界对妇女解放的思考。 　　此时对妇女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女子教育权、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也涉及对女性的经济地位及女性参政权的探讨。但在殖民统治下，一般知识男性的参政权尚无保障，故对女性参政权的讨论并不热烈，教育平等与婚姻自主是核心。台湾新文学的推动者张我军发表《至上最高道德——恋爱》，阐释爱情的真谛及自由恋爱的重要；蔡孝乾以《从恋爱到结婚》讨论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此类文章是知识青年要求自我独立，鼓励女性追求自我的反映。此外，留学祖国大陆的青年学生，尤其是一些进步女学生，受到祖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积极参与到台湾妇女问题的讨论中，其中有不少女性在《台湾民报》发表文章，如在厦门求学的台籍女学生张丽云感受到祖国大陆女权议题讨论的热烈，发表《我所希望于台湾女界者》，呼吁台湾女性勇敢摆脱旧风俗的束缚，鼓舞女性觉醒；台籍上海大学学生玉鹃发表《猛醒吧!黑甜乡里的女青年》等文章，以期唤醒台湾女青年的文化觉醒及自我意识的觉醒；留学南京中央大学的紫鹃等在台湾报刊发表女性对于社会、文化及妇女解放的相相关言论。 　　这些关于妇女解放的言论，影响了一些批知识女性，使她们自发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