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尚法”书风 与狂草出现.docVIP

唐朝“尚法”书风 与狂草出现 　　唐朝是我国封建时代最强盛繁荣的朝代，唐代社会的繁荣开放为文学艺术的交流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书法领域里，在 “尚法”书风的背景下，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书家，开创了书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 　　唐朝书法“法度”的建立与完善 　　清人梁巘在《评书帖》中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1]隋亡唐兴，社会日趋稳定，思想和学术领域力图以正统的儒家学说来改变六朝以来的糜弱之风，南北不同的文化差异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一种和谐的统一，同时书法自身的发展规律也要求进行一种规范。 　　唐初以书为教，以书取士，设弘文馆，在国子监中设书学博士。这些都需要建立法式，制定规范，推出典范。“法”的形式于是借助于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在国家政策的倡导下成为一种标准。“法”最初是依附于楷书而存在的。初唐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不断努力，使楷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既满足实用层面的要求，也满足艺术层面的要求，又满足以书取势的社会要求，还满足技法完整的艺术要求的书体。楷书的风格特征就是笔画详备、框架分明、有法有式，便于探讨和总结规律，树立典范形式，并予以普及和推广。同时，唐朝研究“法”的理论著述也很多，且趋于系统化。欧阳询提出的关于八种基本用笔的《八诀》，虞世南的《笔髓论》，李世民的《笔法诀》，张怀瓘的《论用笔十诀》，颜真卿的《述张长吏笔法十二意》等等，都表现出对书法法度的高度重视，对唐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尚法”艺术法度的建立，意味着书法艺术的彻底成熟。从书法史的发展规律来说，唐书尚法的意义，既表现为一个成熟的状态和巅峰的状态，同时又必然预示着书法开始走向“衰落”。然而，狂草的出现则开创了书法史上的另一座辉煌的高峰。 　　狂草的出现以及代表书家 　　在楷法成熟的同时，出现了草书的大兴盛。一个极端是最严正的楷书，另一个极端是最随意、最浪漫、最狂放的狂草。最规则的与最自由的、应用的与艺术的，在同一个时代获得了同等的地位。尹旭先生说： 　　唐代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尚法的极则与典范??唐代狂草则是中国书法史上尚意的极则与典范，唐代书法对于整个中国书法艺术史、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史的辉煌伟业与彪炳光焰，即在于将整个中国书法所蕴涵的意、法两极的内在潜力，发挥并完善到了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唯一的一处双峰并峙、两级辉映的艺术奇观。此前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谨严的尚法与如此癫狂的尚意，更不用说是二美同臻，双奇并至了。[2] 　　唐代狂草的代表人物是张旭和怀素。张旭、怀素狂草字字飞动，气韵贯通，潇洒磊落, 形成构思奇特、意趣深微、朦胧恍惚、自然超逸、意象跳宕的鲜明风格，奠定了唐代狂草清朗壮健、纵逸狂放的基调。 　　1.变动犹鬼神的张旭狂草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并为“饮中八仙”。因他常喝得酩酊大醉而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又称“草圣”。唐文宗李昂非常喜欢张旭的“狂草”，将其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为“三绝”。 　　张旭的书法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观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 　　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3] 　　2.以怀素为代表的僧侣狂草书家 　　怀素(725—785) ，字藏真 ，俗姓钱，自幼出家为僧。他虽然遁入佛门，却不大遵守清规戒律 ，成天沉溺于杯酒与书法之中。他尤擅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是唐代继张旭之后的又一大书法家。他好饮酒，每至酒酣兴发 ，凡衣裳、器皿、寺壁、院墙，无不书之，时人谓为“狂僧”。与怀素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都曾写诗赞美他的草书，李白在《草书歌》中推许说：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墨池飞出北溟鱼，笔峰杀尽中山兔。 　　《全唐诗》所收多首歌咏怀素的诗作 ,描绘他“连饮百杯”、“枕糟藉鞠”之后而精神亢奋地随意挥洒 ,从而使他的草书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张旭的狂草把书法抒情表意的特质凸显得光彩夺目。正如朱关田先生说：“张旭一出，使书法艺术摆脱单纯书契作用，一跃而为纯表现情性的艺术品类，与绘画并列于艺术之林……”[4] 　　中晚唐时期，由于佛教禅宗盛炽，除怀素外，还出现了高闲、压栖、彦修、献上人、修上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