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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根本动因和区位选择 　　【摘 要】 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既是我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内在要求，又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正确选择投资区位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能否成功的关键。本文以企业内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类短缺要素为出发点，引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根本动因，并根据这类动因，指出我国企业FDI区位的合理布局。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FDI 资源供应 区位选择 　　1. 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FDI理论综述 　　目前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活跃着两大分支：一是FDI动因研究，主要是在传统FDI理论对发展中国家FDI解释力不强的条件下，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研究为视角，从企业特性方面进行动因研究，二是区位选择，其研究视角则主要集中于东道国，主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对静态方面而言主要研究东道国区位优势对投资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对动态方面而言则主要集中于解释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动态变迁及对企业FDI行为的影响。 　　1.1发展中国家企业FDI动因 　　国内外学者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划分标准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邓宁（1998）基于经济环境对外跨国公司动因的影响，将FDI划分为四种类型，即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效率导向型和战略资产导向型，而这四种类型FDI是以获取资源、市场、效率和战略资产为投资动因的。国内学者多倾向于对企业FDI动因结构进行区分或者综合，或者试图内生化东道国的某些区位要素，将其纳入到企业的投资动因结构中；或者通过实证分析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其中宝贡敏（1996）年将企业的FDI动因划分为根本动因和非根本动因，认为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根本上是受控制市场动机、追求规模经济动机支配，而其他非主要动机，如市场多元化、内部市场的创造、避税、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是受这两大基本、长期的动机支配。吴彬、黄韬（1997）提出企业逆向型投资的两阶段论，强调发展中国家企业的FDI包括两个阶段，即经验获取和利润摄取阶段，早期企业投资的动因???以获取经验为主，其后在获取优势后则以利润摄取为主。杨润生（2005）认为宏观环境的推动可以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只要投资或者受资国汇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的相对变化，使得企业FDI的收益高于国内生产经营收益，高于国际贸易或要素转让的收益，企业就必定选择FDI。林谧（2004）在邓宁OLI框架下运用了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的方法对1990—2002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认为我国企业的投资动因主要集中于资源、市场和战略性资产。 　　1.2企业区位选择 　　静态方面：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FDI与当地政府发展规划正相关；Howells（1984）等学者指出，区位优势是对一国总体吸引力的评价，不仅包括低廉的要素禀赋、税收和政策等有行要素，还包括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性及有助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总体环境。Luger和Shetty（1985）通过对三位数产业的研究，验证了积聚经济对外围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国内学者朱鸿伟（2004）、马凌（2006）、马先仙（2006）等都为衡量各区位要素对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贡献度大小做出分析。动态方面：鲁明泓（2000）分析邓宁（1981）的投资发展理论，认为一国区位要素的变化使得该国的区位优势也存在在生命周期。即开始没有区位优势，然后逐渐出现并加强，最后区位优势逐渐减弱或丧失。赵晓笛（2006）从企业竞争力和国家区位优势变化角度，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拓展了这种理论，这给予投资国企业根据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企业FDI行为指明了方向；葛秋颖（2011）、石卫星（2011）分别根据安徽和江苏省的FDI区位选择现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詹若楚（2012）根据FDI在中国各地区之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的区位选择。 　　1.3笔者观点 　　笔者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各类驱动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涉及我国企业FDI的根本动因而言，需要深入到企业的内部，挖掘企业生产经营各阶段所缺乏的各类要素，正是这些要素的缺乏促使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同时企业的FDI动因与区位选择是具备相关性，而这种相关依赖于稀缺要素的联系。企业FDI行为是为获取稀缺要素，而必然要向具备丰裕要素的国家去投资，如此也就解决了企业FDI的区位选择问题。 　　2. 促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 　　2.1原料供应的缺口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重化工业对我国的加速转移以及我国国民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我国的工业化快速的呈现出从轻加工业发展阶段向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转换的局面。重工业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