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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史家南迁与留守 　　摘要：抗日战争开始后，部分史家选择南迁，除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驱策外，亦与自身对所处学术机构的依赖、对名节保全的担心、对政治迫害的不安等因素有关。部分史家则因资金短缺、老、病、家庭拖累以及对所处学术环境的依恋，而选择留守。对此问题加以辨析，可使得我们对战时学人的地域性选择问题有一个更为真切的了解。 　　关键词：抗日战争；史学家；南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60?06 　　近年以来，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问题的探讨，多侧重于其迁徙历程、学术成绩、政学关系等层面；①而对1937年前后，中国学人群体的地域性抉择问题少有述及。故而，笔者不揣浅陋，对战时史家群体所面临的地域性抉择问题予以论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抗战军兴后，中国学术的版图——原有以北平、上海等城市为中心的学术网络，受时局的影响而发生变易。从地域层面来看，抗日战争以至国共内战，导致了学术群体的大转移与大流徙。史家聚集的北平沦陷，上海成为“孤岛”，大批不甘为“亡国之史”的史家，纷纷南迁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学术文化的重心也随之发生新的转移。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学术的三大区域：沦陷区、革命区、国统区，亦日渐形成。与此同时，各大院校的史学院系、史学专业研究机构，亦多南下重组。以高校而言，当时南迁的院校如表1所示。 　　除了高校史学院系外，国家性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等，亦南迁昆明、重庆等地。史语所的南迁，在傅斯年的精心筹划下，研究人员、设备、相关图书皆得到了有效的转移，这也为战时史语所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亦于1938年秋转移至昆明，当时的负责人为徐炳旭、顾颉刚。院址最初设在昆明近郊黑龙潭附近的落索坡，条件简陋，又多无书籍可凭，研究工作难以进行。[2]后又迁至昆明黄 　　公东街10号。[3]对于迁徙的经过，北平史学研究所在“本所纪事”中记述到：“1938年4月初，伪组??竟派人接收，并将本所历年所积的古物及书籍完全运去。是年冬，徐炳旭、顾颉刚两先生陆续到昆明，二十八年三月，借得北郊黑龙泉观地址，工作人员陆续来滇，始又开始工作。”②当时研究的重心，侧重于“古史料之研究及山西发掘材料之整理”，“整理陕西宝鸡斗鸡台发掘资料，准备出版外，并从事云南边陲民族史料之搜集与考证。”③与史学研究机构的转移相伴随的，则是史家群体的南迁。 　　一、南迁之史家 　　依战争的进程而言，最先受到触动的是有“文化城”之称的北平。既有对1937年前后北平的关注，多是从政治、军事层面，加以论述，而对战争危局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则显得较为薄弱。④而对战时中国史家南迁与留守的问题，除却相关学人的回忆录、日记等记述外，相关记述尤有欠缺。故而，对1937年前后，中国史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学人的心理状态、留守或南迁的艰难抉择等问题予以论析，实有利于对战时知识界状况的真实了解和体认。 　　20世纪30年代，日渐危急的外患使得当时一度追求考据、整理国故的学者不得不走出书斋，转向“外在”的经世之学，由纯粹学术到经世救国的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日本在军事上的步步紧逼，东三省 　　收稿日期：2012?07?30；修回日期：2012?09?05 　　基金项目：2012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的史家群体与国家认同”（12JCLS06YB）；2012年浙江省教育厅项目（Y201224307） 　　作者简介：郑善庆（1982?），男，山东济宁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学术史. 　　表1 抗战时期大学院校迁徙一览[1] 　　校名 地址 系名 南迁历程 　　中央大学 重庆 历史 战时自南京迁，师范学院另设史地系。 　　西南联合大学 昆明 历史社会 初迁湖南长沙，1938年春迁往云南昆明。北大称“史学系”，清华与南开均称“历史学系”。 　　中山大学 广东、砰石 历史 初迁罗定，继至龙州，终抵云南澄江，两年后迁回砰石，至1944年底，疏散至梅县。 　　西北大学 西安 历史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与北洋工学院西迁西安，合组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继迁城固。1939年9月，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1940年以西安为校址。 　　暨南大学 建阳 历史 1937年秋迁入上海租界，1940年迁至福建建阳。 　　复旦大学 北碚 史地 初自上海经庐山到贵阳，而后迁往重庆。 　　浙江大学 遵义、湄潭 史地 自杭州初迁浙江建德，再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最后迁贵州遵义与湄潭。 　　安徽大学 立煌 史学 初迁六安、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