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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视角下社区居民在当地旅游发展中参与困境与破解路径 　　摘 要： 目前乡村社区居民在参与当地旅游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参与困境和深层次的权力性因素的影响。以京郊M村落旅游拆迁征地事件为例，对社区居民参与过程中的权力运作策略进行分析，表明“合法性困境”和乡土社会的“权力利益网络”构成了村民在面对基层政府时的两大困境。促进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即完善国家土地政策，重视村民“公民权利”的构建，从国家层面推动公共权力的重建。 　　关键词： 权力视角；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公民权利；参与困境；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12-0030-05 　　引言 　　如何认识并处理好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业发展问题一直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社区参与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的过程，[1]而权力问题无疑是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的本质问题，目前国内外的探讨一般有两个角度，即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与旅游增权理论视角。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重视权力因素在社区旅游利益相关者中合作或协作过程中的影响性，[2]并借助博弈理论来研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策略及其对利益格局的影响，[3]将权力作为利益相关者合作成功或失败的特定影响变量，[4]但该理论将权力因素视为外生影响变量，重点关注权力对利益相关者地位的划分和对利益格局的影响，其核心依然是追求如何达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4]导致我们无法看到利益分配格局背后权力主体的运作策略、权力性制约因素与困境的存在。而旅游增权理论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关于社区参与能力提升的理论，该理论是一种强调依靠社区内部力量，通过社区内部的共同努力而增加人们参与旅游能力的理论，所谓增权（empowerment）指的是“人们在不受任何行为限制的情况下，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进而提高其个人能力的过程”。 [5] 1999年思切文思（Scheyvens）正式将增权理论引入到旅游研究中，并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4个维度在内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他认为对当地社区来说，要真正对旅游发展实施控制，需要将权力从国家层面放置到社区层面。[6]由于旅游??权理论过于强调社区内部个人能力的提升，强调社区居民“个人权利”的提升，而忽略了国家政权建设在社区中的作用，因此其权力的视角是狭隘的。目前国内仅有少数研究者在社区参与旅游研究中涉及到了社区对立冲突中的权力问题。[7][8][9][10]这些研究对权力的理解都缺乏全面性。 　　本研究拟以京郊M村为个案，将权力作为一个核心内生变量，从权力的视角出发，通过对M村旅游拆迁与征地事件的文本描述，将社区居民作为一个权力主体对待，全面系统地揭示权力视角下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权力运作策略、参与困境与权力性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 　　一、M村拆迁与征地事件的背景与过程 　　M村位于北京市区东北部120公里处，村域总面积13平方公里，该村共有502户居民，8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153人，其中，第二、三村民小组紧靠司马台长城景区。该村有民俗户73户，其中市级民俗户12户，县级民俗户39户，本村从事民俗旅游业人员462人，主要经营着饭店或者民俗农家院，靠招揽长城景区的游客为生。每年夏季时饭馆和民俗农家院全都游客爆满。然而2010年6月，司马台长城景区突然关闭，村民们被告之将进行新农村建设，村民的房子要拆迁，村中的土地要被收回征用，要被X股份控股有限公司用来进行旅游开发。此后到司马台长城的游客骤减，村中的民俗旅游生意惨淡，随后县镇政府介入旅游开发过程，一场政府主导的旅游拆迁与征地事件在政府与村民的博弈较量中发生。 　　在整个拆迁征地过程中，M村村民并不认同政府所说的“该旅游开发项目是为民谋福利的好项目”的说法，相反，他们对县镇政府的种种说法充满了质疑、困惑与不安。2011年7月，笔者在拆迁的村中见到几个村民。在访谈中，几个村民说：“这不是新农村建设，是商业开发，我们不想搬迁，不想卖地”，“县镇政府的征地手续都不全，他们拆迁征地，我们没有了房子和土地，以后景区也靠不上了，我们都不知道能干什么”，“他们给的补偿费用太低了，而且好多人都不同意，但没办法，村委会和政府不考虑村民的意见，拆迁和征地的事情我们都不太清楚，好多人是被迫才签字的，以后真不知道会怎么样。”为了保障自身的权利，从2010年7月份开始，村民便自发的组织起来，运用上访上告等多种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二、M村村民在拆迁与征地事件中的权利运作策略 　　1.拆迁过程中的“拖”策略。所谓“拖”就是村民拒不在搬迁协议书上签字，与政府拖时间，将此作为与政府谈判的资本，以赢得政府的重视，迫使政府提高房屋拆迁补偿的标准。在M村拆迁过程中，不少村民采取了“拖”的策略，大约三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