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事不应当埋怨.ppt

;; 那时候，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高度集中在官僚、地主手里，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清朝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军备废弛。面对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威胁，清政府仍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关于自然经济;; “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15页）; 《瀛壖杂志》一书记叙“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大宗，其利最溥。其售于华者，呢、布、羽毛等物，消(销)亦不细”。（王韬《瀛壖杂志》第8页）; 郑观应作《易言》，论“今长江二千数百里有奇，洋船往来，实获厚利，喧宾夺主，殊抱杞忧。宜俟中西约满之时，更换旧约，另议新章。凡西人之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所有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西人罔敢异词。更于长江上、下游间，日开行轮船，以报市价。如是，则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当道其有意乎？为国为民，胥于是乎在矣！”（《郑观应集》上，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关于康有为思想;谭嗣同的思想 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使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仁学》八） “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因妻”（同上） “故西书《物类宗衍》中有‘争自存宜遗种’之说，谓万物必争，而后仅得自存以绵延其种类也。”（《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并指出：“今之时，中西争雄，中国日弱而下，西人日强而上”（《石菊影庐笔识·思篇十五》）;李大钊思想： 李大钊坚决地反孔。他说：“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孔子者历代帝王八进制之护符”（《孔子与宪法》）。但他对孔子也是有分析的。他说： 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　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偷观与孔子》） “五四”时期这些先进人物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孔子、反对孔教，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就是因为孔子早已“非复个人之名称”，而成了“专制政治的灵魂”，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所以，反封建就非要反孔子不可。;关于中体西用; 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因中国人眼中西学内涵的延伸，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二)从60年代中叶初创江南制造局，到各省相继设立机器局的70年代，是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时期。“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阶”，因此，为了制器而不得不翻译。其时，沪局译馆所出之书虽以军制与制造为大类，而数学和声、光、化、电等等学问亦渐入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徐建寅、李善兰、华蘅芳，其科学事业都与译书有不解之缘。这个过程，又成为格致之学“藉制器以显” （《徐雪村先生像序》，《格致汇编》1877年秋）的时期。 ; (三)70一80年代，机器工业由自强而入求富。薛福成作《机器殖财说》，郑观应倡“商战”，以为“十万之豪富，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这种呼声，唤来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一类企业。他们认识到工业是商业的基础，格致又是发展工业的前提，对西学的要求也随同洋务企业的扩展而扩展，并视声、光、化、电为西学的精华。此期所译西书，显以科技类为多，感事忧时之士往往寄希望于“延精于中西学者，广译西国有用之书，贱价出售，以广流传，使咸识格致之妙用，然后迂腐之见化，然后诽谤之风息，朝野一心，人无间言，为国者则庶几乎有所藉手矣。”（《中国亟宜广开风气论》，《皇朝经世文编》卷105，第7页）;(四)由科技学问推而及于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还在70年代，若干敏锐的人们已经看出：西人“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马建忠：《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页）。经过80年代的思索酝酿，到了90年代，散见的点滴言论与私相议谈渐变为那个时候先进中国人的公开论题。“盖中国之人震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高凤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皇朝经世文统编》卷6，第7页）;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是认识西学、学习西方的突破点。尽管以此立论者并未同时修改“中体西用”的宗旨，多半仍是把议院当作“西用”来接纳，但议院是与民权相联系的，它的实行必然是对君权的限制和削弱，并会改造以“君臣之义”为纲纪的“中体”。多年来以是否赞成议院这一条作为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界线，其实这一条也不是铁案如山的。 ; 70年代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80年代的两广总督张树声都在奏议中言及过西人的政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