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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UIC学生都应该读过的话语 来源：  HYPERLINK javascript:showReg(0); 黄昉苨的日志 ????? 我构想建立这个学校是在1967年的时候——我在想怎样为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大学。那年刚好我是毕业进入大学。我原本是要去国外读医科的，因为哥哥在外国突然逝世，所以便放弃了这个计划，而留在香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中间，感受到了种种伦理与道德的冲击。???也是在那时，我受到了三本书的影响。一本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是唐君毅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第三本是牟宗三先生的《中国哲学的特质》。在我还没考进大学的时候，就读过这三本书，那时我就决定不进香港大学－－一个殖民地的大学，而要报考新亚书院。新亚书院当时是香港中文大学三个创校书院之一，这三个学院（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都成立于1949年后，是一批内地学者跑到香港建的“难民学校”。其中新亚书院是完全传承了中国儒家在五四运动后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及重建问题上一批最主要的学者的观点。由于我看了这三本书，所以下定决心要进这个书院，跟随这三位教授学习。这一决定，影响了我一生的发展。???一个学生进大学，其实理想是最重要的；你对这所学校的理念的认同非常重要的。第一年开始我就和现在三年级的同学讲这些内容，上年和这年却都没有时间来讲。为什么学生进大学，理念是这么重要？因为书院的建立在中国传统是自由私立学校由学者自发建的，欧洲的学院college也是在欧洲初期处于战乱时一些教会有理想的人士在传道院、在不同的地方慢慢凝聚起来的逐步开创新思想的群体，所以college在欧洲它的意义是知识分子凝聚的群体的意思。我们举办高桌晚宴，是为尊重这一学术传统而设立的。很多同学穿的乱七八糟还自以为漂亮，完全否定了这一活动的理念。在书院里没有政治的干预，在书院里，最重要的就是学术。欧洲大学为什么叫university，它由college转化过来，这中间，它代表了一种精神universe，叫做宇宙。所有人类及自然知识的中心，都在大学。大学是向知识服务的，而不是向政治经济、社会、服务。这一传统的理念是绝对自由的理念，它是??一群知识分子来维持的，所以它是一个community，一个小区。它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凝聚一群有历史文化使命的自由学术的根据点。为什么有高桌？就是那些有经验的，承担重要责任的人坐在上面，而其它人坐在下面，全都以一个共同的理念坐在这里。所以他们都穿学士袍，是非常谦虚的，为了共同文化使命来工作的一群人。书院的建立在欧洲与中国的传统中都是在困难中建立的，所以从前新亚书院在1949年建的时候只有一个非常穷破的房子在九龙，从几十个学生开始一步步办的，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他们当时就是穿学士袍来上课。虽然当时非常穷，学生老师没东西吃，但是共同为了一个理念来建立这个学校。他们讲的是在北大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讲的最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知识以及思想。在1949年，中国面临巨大的变化，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间这些巨大的变动中，究竟中华文化还有没有价值？他们希望在香港建立一个超越政治的书院，因为一个真正承担使命的人，他不会只着眼于当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他要将古今中外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当时看的，是孔子的时代与未来二十一世纪的时代。我的恩师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在1960年代不断跟我们讲几十年后中国一定会承认儒家的价值。当时是文革期间，各位想想，在那时哪位学者会看好中国，会承认儒家文化的传统。他们当时说：一定会的！几十年后，中国一定会承认儒家道家法家等中国文化中优良的传统！一个大学的建立是要超越这个社会种种的限制，以知识和文化看过整个人类的历史。为什么这个学期开数码文化的课程，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时代的“变”背负在肩膀上，我们一定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以传统为导引走在文化之前。???我看，当年新亚书院的精神现在是没有了，1947年建一个学校，1965年中文大学建立，后来钱穆先生因为香港中文大学种种的变化被迫离开。我是1968年进入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72年离开。1975年中文大学把三个书院结合起来，书院的精神没有了。那时我在伯克莱念书，唐君毅先生1974年的时候来伯克莱我见过他，那时中文大学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厉害。新亚书院校董会集体辞职说要离开中文大学，当时余英时先生等所有海外学者全部参与这个讨论：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以及书院的精神怎么样维护。我在美国读书时我就跟唐先生说，离开这个大学吧，不要这个大学了，我们自己建一个新大学。我1977年回到中文大学，基本上还是博雅的一个小书院的一个几百一千人左右的状况。所以我在1977年回去想尽量重建这一精神，但失败了。这也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来到这里建这个学校。我希望把几十年前我的老师在香港建新亚书院，把中国传统文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