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父母家庭照顾的性别研究概观.docVIP

老年父母家庭照顾中的性别研究概观 ——以香港的个案研究为例 已有研究回顾及本文的主旨 不管是探讨西方还是华人社会老人晚年生活的专家学者都指出：家庭中的成年子女是年老体弱父母日常生活的主要照顾者(Shanas，1979; McAuley Arling，1984; Gui，1994;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1994; Mehta，2000; 胡汝泉等，1991)。关于男性与女性在承担照顾父母责任时所体现的不同形式、程度的照料及关怀，则有更多的调查研究，力图从多角度探讨老人照顾的核心内容(Horowitz，1985; Ngan，1990; Ngan Wong，1995; Liu，1998)。 。在此，本文将进一步研究照顾者的性别角色究竟在怎样的脉络下，于不同个案中，成为成年子女负起照顾老弱父母的责任——包括身体、情感、社交及经济上等日常生活所需——的重要原因。本研究的16位被访者中，有11位依据其个人经验，指出由于性别角色的原因而承担照顾家中老弱父亲、母亲或父母双亲(包括血缘或姻亲关系)的日常生活。故此，本文以此11位照顾者的经验为探究基础。这些受访者的父母是由于中风、癌症、老年痴呆、心脏病、肝硬化、高血压、糖尿病、视力不佳、行动不便或是耳水不平衡等症状，需要家中成年子女的照顾。到底家庭照顾者如何从具体经历中仔细描绘性别角色与照顾经验之间的关系?究竟在照顾家中老弱双亲的体验里，性别角色的差异有怎样的意义?这些多元的意义，又会与文化及社会等因素有怎样的关系?在具体的脉络中，性别角色的差异会为家庭照顾者带来怎样的照顾经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阅读家庭照顾者经验——性别角色的考虑 文化责任与家庭制度：父母对儿子的照顾期望 华人社会儒家思想提倡的子女奉养父母的文化责任，一直是研究华人家庭的学者专注的课题(Liu Kendig，2000; Holroyd，2000; 张纯元编，1991)。根据刘融和简迪各(2000)对儒家道德秩序与父系家庭制度的讨论，我们可以得知强调父权支配的华人社群内，男性成年子女早被文化规范指派为照顾双亲的主要家庭成员。传统华人社会“养儿防老”的观念，更被直接解释为养育“儿子”而非“女儿”来作为其老年生活的保证(费孝通，1985)。存在于文化概念中的男性成年子女照顾老年体弱父母的模式，也是此次研究所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以下受访者的经验告诉我们，置身于香港华人社会的成年子女家庭照顾者，其性别角色考虑背后牵涉的文化意义，往往是从父母对儿子与女儿照顾其晚年生活的不同期望中呈现出来： 因为我是儿子，爸妈对我期望大一点……我个人都觉得中国人家庭中，儿子是理所当然地要去照顾父母，将来我也会跟他们住在一起，方便照顾……[至于]姐姐，爸妈想若她结婚以后，有她自己的家庭，那便跟她说声再见了…… 传统中国家庭制度中，长久被建构的家长政治、父权制度、孝道责任等固有模式，到底是否反映着华人社会照顾年老家庭成员的具体生活经验?伊科尔斯(Ikels，1983)的研究一方面指出了当中难以厘清之处，另一方面亦明确了以上固有模式对政策制订的影响力。除此之外，笔者早先有关香港家庭照顾者如何基于子女责任，承担照顾老年体弱父母的研究亦发现，纵然受访的家庭照顾者从未对传统孝道文化作出仔细讨论，但他们却往往以“传统”、“孝顺”等字眼解释子女对父母照顾的责任。以上受访者的经验，说明了成长于华人家庭的下一代，在与父母双亲的日常生活交往里，承袭着男性成年子女和女性成年子女在承担家庭照顾者角色上的差异。这个差异的出现，在案例中，更与“中国人”家庭内部以成年儿子为上一代晚年生活之理想的主要责任承担者的文化秩序有重要的关系。文中有关儿女长大结婚以后，与父母共同面对生活或是离家嫁作他人妇的描述，也透露出一些华人社群家庭制度中从夫居的传统文化规范，是如何影响着家庭照顾者所承担角色的讯息。以下两位受访者的经验，进一步提供了香港家庭照顾者的具体生活经验，从而加深了对这些家庭运作制度的理解。 爷爷、奶奶很传统，尤其爷爷，他觉得一定是儿子去照顾他……爷爷(曾经)反问小姑：“无理由将来我的神主牌放到你家中，我相信你亦不会要吧?我当然会放到儿子那里，只有儿子才会要自己父母的神主牌，哪有女婿会要的呢?若他(女婿)掉了我的(神主牌)上街，那时我便糟糕了”……我丈夫就时时强调爷爷、奶奶只得他一个儿子，将来怎么样都是由他去照顾他们，所以我未嫁入男家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奶奶比较传统，觉得要老来从子……(所以)一向她在家中都以儿子做支柱……说到底，若跟儿子住，那便是自己地方，说话都方便些、大声些，不似得她到女婿家中，始终都是人家的地方…… “老来从子”一直是传统中国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理想模式。贝克(B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