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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不可能三角”：理性、公正与效率-学术研究论文 求解“不可能三角”：理性、公正与效率 陆铭 内容摘要 在一个大国内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存在着大国发展中．的统一、效率与平衡三个目标的冲突。如果要化解这个冲突，需要放弃在经济资源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转而追求城乡和地区之间在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平衡”。而为了实现兼顾统一、效率和平衡的国家战略，应以社会科学研究理性地认识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公正为价值，促进市场统一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原则也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所应该追求的基本价值。 关键词 统一 效率 平衡 公正 理性 公共政策原则 作者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5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3ZD015、12AZD045) 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本身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纠缠在一起。针对转型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一些公共政策的出台非常急促和草率，对于公共政策制定的原则缺乏共识，对政策的后果也缺乏全面的预估。为此，我将围绕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来对公共政策的原则进行讨论，力图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扭曲的制度环境所造成的问题区分开来。本文的主旨在于阐明：理性、公正和效率既是公共政策制定中应该被遵循的普遍原则，也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所应该追求的基本价值。如果围绕中国一些重点现实问题（比如中国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这三者也关系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发展战略。 大国发展：统一、效率与平衡的冲突 当前中国的发展问题，如果要挑一个最重要的话题，我看就是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问题。这里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太多，争论也非常多。 开宗明义，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选址问题。换句话说，城市化的进程和区域经济的重新布局，它的微观基础就是个人与企业的选址。人在理性的决策之下，其选址是基于对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只要收益大于成本，人就会选址在这个地方就业，企业就会选择在这个地方经营生产。反之，如果在一个地方呆着的成本超过收益，那么就会选择离开。（参见图1的中间一列。） 当下在公共政策的讨论里，对于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过于强调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成本，因为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城市的拥堵、污染、犯罪等问题，相对是易于观察的，人们比较不关注和讨论比较少的是城市发展的收益。其实，城市扩张有成本我们都知道，但是很难解释为什么当大城市已经出现我们刚刚所讲的种种城市病的时候，人们仍然会选择往大城市集聚，这里一定有城市扩张的好处被我们忽视了。 我个人最近的研究一直致力于用微观的数据，来解释为什么城市的发展可能会给企业和个人带来各种各样的收益。比如，我的研究试图去解释劳动市场上规模经济效益，为什么大城市能够提高收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什么一个城市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大学生的集聚，能够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外部性？为什么在城市发展中不光需要大学生，而且也需要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现在的城市发展政策里面，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做的一些事情，从落户政策、居住证政策到积分政策等都在排斥低技能劳动者。而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在大城市里既需要大量高端的劳动者，也需要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两者之间是“互补”的，从而为城市发展政策中反对歧视低技能劳动者找到理论和实证的基础。 在成本方面，当前的讨论也有一个重要的误区，认为大城市人口规模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城市病一定是越来越严重的。延续这样的思维方式的结果是，在政策制定上认为，要解决城市病的话就要控制人口。如果我们观察西方国家一些大城市的成长历程会发现，他们的人口虽然在不断增长，但是城市病却经历了一个从恶化到缓解不断得到治理的过程。这就说明城市病的解决本身应该依靠技术和管理的双管齐下，而不是简单的通过行政方式来控制人口。因此，我试图寻找城市病的形成机理。城市病的形成和城市人口规模之间其实并无简单的对应关系，甚至可以说，城市的规模经济本身还有利于降低治理城市病的成本。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市场应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在统一的大国里面有一个要素市场，这个要素市场决定了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影响着人们的成本一收益决策。在一个统一的市场里，这个国家的资源在区域间进行重新配置的时候，不应有行政性的力量或者制度性的因素作为阻碍。（参见图1的左边一列）换言之，一个大国内部不应该设置生产要素重新在地区之间配置的制度性障碍，这样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