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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引 言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以超过年均9% 的增长率快速增长。在如此高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技术、体制等许多因素产生影响，各要素的贡献也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为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其中教育因素和制度变迁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量化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 　　教育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间接性、滞后性和长效性等特点[1],因此如何定量分析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较为复杂的。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方法，主要有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丹尼森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斯特鲁米林的劳动力修正法等。在各类估算方法基础上，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 1） 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1,2]; （ 2） 各层次受教育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3 -5]; （ 3） 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6,7],也有学者针对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8,9].由于采用的方法、模型和数据的不同，所得到的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但教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解释变量，学术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两个方面： 　　（ 1） 将制度因素作为虚拟变量引入生产函数模型，例如张军[10]在C - 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中加入虚拟变量，以区分不同的制度时期；（ 2） 建立指标体系对制度变迁因素进行量化，建立回归模型。例如李小宁[11]利用基于技术内生增长理论的简单的 AK 增长模型讨论将制度作为外生因素引入增长模型的可能，体现出制度因素对长期经济的影响； 刘文革等[12]测算了建国以来制度变迁因素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着的促进作用等。 　　从现有研究来看，未能将制度因素与教育因素综合起来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研究。为此，本文拟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出发，研究制度因素、教育因素共同作用下，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 1 理论模型构建 　　 　　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 （ 1） 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本文主要从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 各教育层次劳动力因素。劳动力资源是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总量大、素质高的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将劳动力划分成初等教育程度、中等教育程度和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 3） 物质资本投入因素。它是投资于有形资产所形成的物力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也是其他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物质载体。（ 4） 技术效率因素。技术效率的提高使得持续增加的资本积累的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率递增或保持不变。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模型及相应指标图示如下 （ 见图 1） .【1】 　　 　　生产函数表示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某种组合与可能的最大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要素之间的关系而言，可以考虑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建立包含制度因素和教育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以考察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首先借鉴叶茂林等[3]研究建立教育生产函数模型，将劳动力按照教育程度分为初等教育及以下程度劳动力 （ 小学及文盲） 、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 （ 高中及中专） 、高等教育劳动力 （ 大学本专科及研究生） 3 个层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转换为：Y = AKαLβ11Lβ22Lβ33（ 1）式 （ 1） 中，Y 代表总产出，A 代表技术效率，K 表示资本投入，L 表示各层次劳动力投入。 　　其中 α 为资本产出弹性，β1、β2、β3分别表示初等教育程度及以下劳动力、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 高中及中专） 、高等教育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通过对模型 （ 1） 两边取对数，得到相应的回归模型为：lnY =lnA +αlnK +β1lnL1+β2lnL2+β3lnL3+μ （ 2）在模型 （ 1） 的基础上，引入制度因素变量。 　　刘文革等[14]对制度变迁因素进行年度定量测算，并将制度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引入计量模型，清晰地反映了制度变迁的逐年变动以及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参考刘文革等的研究，将制度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则有：Y = AKαLβ11Lβ22Lβ33Iγ（ 3）其中 I 为制度因素，γ 为制度因素的产出弹性。对模型 （ 3） 两边取对数，得到相应的回归模型为：lnY = lnA + αlnK + β1lnL1+ β2lnL2+ β3lnL3+γlnI + μ （ 4）因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