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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印度列国时代的文化比较 　　公元前8世纪到前2世纪，是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重大突破时期。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象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1〕。“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2〕。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其时可谓学术文化异彩纷呈，后世之学术思想文化可谓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在印度，“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古代印度的列国时代，这同样是古印度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其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流派，其中的佛教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试图就这一时代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印度列国时代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做一剖析，以期能比较分析出同一时代的两种不同文化的特征。 　　一、中印文化繁荣的社会背景 　　古代中印在同一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相似的文化繁荣现象，主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我们发现，与这个新的精神世界相一致，上述三个地区（主要指中国、希腊和印度）表现出类似的社会学情景。那里有大量的小国和城邦，有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的斗争，然而这首先要有惊人的繁荣和财富、力量的发展。中国的诸侯列国和城市在周朝软弱无力的帝国统治下，获得了独立自主的生活。政治进程包括诸侯列国通过征服其他小国而得到的扩展……在印度，有许多邦国和城市。”〔3〕这段文字揭示当时的社会政治局面、经济发展水平对人类思想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政治方面 　　1、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周天子和各诸侯国的关系在名义上是“宗属”关系，但实际上由于周王室赖以统治的基础井田制和宗法制不断的松动和逐渐瓦解，是“礼崩乐坏”的局面，周天子的权威已在政治生活中受到极大挑战，诸侯做大，不听节制。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之间则是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局面。 　　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与西周大变。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经济、军事实力大减，王室微弱，逐渐形成了齐、秦、晋、楚争霸的局面。司马迁说：齐、秦、晋、楚在西周时甚微弱，封地或百里或五十里。到春秋时“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4〕。换言之，春秋时代，就成了霸主的天下，周王室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共主。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以及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霸主政治。春秋200多年间的政治，就是各大国争夺霸权的政治。 　　春秋时期无数次战争使诸侯国的数量大大减少。到战国时期，晋国一分为三，姜姓齐国被田姓所替代。春秋时不大参与中原政治事务的北方燕国，也强大起来。再加上原来的秦、楚两国，形成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强国，称为“战国七雄”。战国晚期，各国之间的兼并更加激烈。秦国先后灭韩、赵、燕、魏、楚、齐，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七国争雄的局面结束。 　　总之，从政治局面上来看，春秋战国是一个分裂多变的时期，政局十分的不稳定，这就为当时各种思想的萌芽与繁荣提供了一个社会大背景。同时，为了争夺霸权和兼并他国或者不被别国兼并，春秋战国时期，各大国都进行了变法图强的改革运动，以适应新的形势。这些改革运动，成为各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它既使国家富强，又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前进，像对赋税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成长；用人制度上的改革，促进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成文法的公布，促进了“明法审令”的封建法律制度的确立；郡县制的设置，奠定了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等等，都为思想上的繁荣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另外，这一时期士阶层的崛起、私学的兴盛使得各种思想进一步的传播，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大发展。 　　2、古印度列国时代的政治 　　古代印度的列国时代，主要指公元前6~前4世纪。根据印度佛教文献记载，公元前6世纪初，次大陆北部有16个大国。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列国为摩揭陀所统一。又因为佛教产生于此时，故在史学上亦称为“早期佛教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初（公元前517年），次大陆西北部被波斯帝国所占领，当地居民为